德国法上框架合同理论的演变及其启示/陈进(2)
在 1935 年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14]中，被告自 1927 年开始经营所居住城镇的自来水供应业务，1931 年 6 月 21 日该企业（被告）宣告破产，其后，企业的破产管理人继续为居民供水。8 月，城镇居民主张破产宣告之前未结清的有关水费的债务为破产财团债务，理由为：他们与被告之间的供水合同为继续性供给合同，并且供水仍在继续。1935 年帝国法院的裁决认为，被告与居民之间的供水合同为基础合同，在它的框架下，反复性的供水关系得以持续订立。同时认为，基础合同类似于以前案件中提到的预约。[15]实际上，无论是本裁决中提到的基础合同，还是以前判决中提到的预约，都是指今天的“框架合同”。[16]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著作中，预约也被看作继续供给合同的替代方法，预约、基础合同、框架合同的概念被等同对待。[17]例如，有学者认为，基础合同应该与规范合同区分开来，其所称的基础合同实际上就是框架合同。[18]还有学者认为，在预约与正式合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基础合同或框架合同。[19]
在 1942 年解除代理合同案[20]中，被告是原告经营的自卸车在某区域的独家代理人，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有义务每年提供给被告 100 台自卸车，大约每月 10 台。但合同没有规定被告购进自卸车的义务。帝国法院认为，生产商有供货义务，但被告并没有订购的义务，因此该案涉及的是框架合同，而不是继续性供给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供货方是否有权利解除合同，法院最终否认了供货方（原告）基于被告违反个别合同而主张解除框架合同的请求。但法院同时指出，一方当事人在非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违反个别合同的，可以构成解除框架合同的理由。[21]该裁决主要解决框架合同的解除事由以及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法院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无效时产生《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框架合同的无效并不一定对个别合同产生影响，个别合同可能仍是有效的。[22]法律后果的不同是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23]但该裁决对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为何应认定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该案并没有被认为是德国法上明确提出框架合同概念的首个案例。[24]
在 1967 年出版合同纠纷案[25]中，原告是一个书籍、期刊的销售商，其采取的一系列促销手段（如上门送书等）为某些出版社的杂志赢得了更多的订户。原告最迟从 1951 年开始，就销售被告（Henri-Nannen 出版社）出版的“Stern”画报，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协议。通常的做法是被告指定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并允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为原告的利润，即原告每期杂志的进价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到 1961 年底，每期画报的价格是 50 分尼（Pfennig，原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 1/100 马克），原告可保留 25 分尼，但原告必须负担其他杂费，如杂志的运输费用、包装费用等。从 1962 年 1 月 1 日开始，被告将每期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提高到了 60 分尼，但考虑到运费等杂费的增加，规定原告的进价为每期画报 27.5 分尼。同时，由于广告的增多，每期画报的页数以及重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原告提供的一份清单，从最初平均每 50 页重大约 100 克增加到 1962 年平均每 140 页重 500 多克。实际上，1957 年起，原告就试图从被告处得到更高的回扣，用于抵偿日益增高的运输费用，但一直未果。虽然书籍期刊销售商联合会的一些措施已促使部分出版社给出了更优惠的条件，但被告仅愿意对某些大的期刊销售商和期刊汇总销售商作出让步。1963 年 9 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1963 年上半年自己因“期刊超重”而额外支出的费用。被告拒绝了原告的请求，并告知原告：原告的广告部门应该征募新的订户，那么被告将直接将杂志寄交到新订户家里，即被告负担新订户的杂志运输费等杂费，但对于已有订户，原告则必须自己承担相应的杂费。1964 年 1 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从 1962 年 1 月到 1963 年 10 月底多支付的所有期刊杂费共计 9891.73 马克。初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请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继续性供给合同（Sukzessivlieferungsvertrag），因为作为出版社发行杂志的销售商，原告并没有允诺永远或者在未来相对长的一定时间内销售被告的杂志。同时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所谓的反复性债之关系（Wiederkehr-Schuldverhaltnis），因为原告每次向被告订购杂志时，都是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提到的基础合同或预约（Grund-oder Vorvertrag）。[26]当读者直接从出版社购买报纸或杂志时可以适用反复性债之关系，但销售商购买则不然，因为还涉及订户，即销售商有义务从出版社购买杂志，同时还有义务将杂志转交给订户。因此，销售商与出版社之间不仅存在一系列连续的应订户需求的个别购买合同，而且存在一个有关个别购买合同的框架合同，它是长期存在的债务关系，但对于交易的细节并没有达成协议，而是需要根据交易习惯及实际需求来确定。因为有了调整长期交易关系的框架合同存在，事后的个别合同通过接受个别的订货请求的方式就可以订立。[27]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是框架合同关系，当事人所有以框架合同为基础的个别协议都是有效的。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合同义务违反，因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规定出版社有义务将杂志的页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出版社也就没有义务负担因页数增多而产生的额外运输费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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