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龙宗智(8)
协调处理，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以及辩护等各方的彼此协调。这里尤需强调的，是控辩协调以及侦、检、审三大有权机关在案件处理上的协调。
首先是控辩协调。这里需注意，一是控辩沟通，包括案情沟通与意见沟通。控辩双方虽有诉讼立场的区别，但以适用同一法律，尊重法律的价值以及保持行为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为前提，控辩双方完全可以谋求对双方立场和诉讼行为的相互理解，并保持彼此行为的基本协调。而且，应当看到，在一种相对性制度中，彼此的制约是实现法律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明智的检察官对律师的合法介入应当而且也完全可以持一种开明的欢迎态度。甚至可以说，即使双方可能在案件处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基本的协调不仅可能，而且是一个具有对抗制因素的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必备条件。否则只会在无休止的诉讼对抗中耗尽彼此的精力而于事无补。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以及在操作上的逐渐“磨合”，这种协调性将更为明显。因此，在律师介入提前后，检察官和律师都毋须彼此过分戒备，而应当在合法与合理的基础上需求共识，寻求对案件正确处理的方式。因此，只要双方都注意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在案件信息上可以进一步的彼此沟通，在案件处理上以合法为前提可以通过协商找到更为适当的处理方式。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案件信息的沟通制度，如通过法律或规则确立证据开示程序，要求对凡是准备用于法庭的证据，除某些不起重要作用的补强性证据以外，均需事先在庭前向对方展示。也就是说，律师所取具有诉讼意义的证据应事先向检察官告知其内容，检察官对律师的看卷也可以扩大范围，使其能在开庭前阅览全部基本的诉讼证据。
这里，有的同志也许会批评上述说法和做法有理想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因为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目前的条件下，律师，以及司法官员都是不完全理性化的个体。确实如此，我们在注意协调处理的同时，也要注意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合法与不合理的行为并对其予以防范。实际上此次刑诉法修改也是充分考虑了这种非理性化状态而给予了一些限制（可以说，在相当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法律操作中，诸如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可以在场，律师会见被害人及其证人需得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限制都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控辩双方也不能不注意对方行为的不适当与不合法性而采取适当对策，有的时候不排除采取激烈的方式。如律师对侦查中的某些强制行为提出控告，或检察院追究律师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等。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在所谓的彼此协调中丧失法律原则，甚至出现司法腐败。这可以加强监督和司法审查等方式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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