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龙宗智(9)
再就是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这里的司法权是从广义上讲，指侦查、检察和审判的权力。司法权的协调在我国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制度。可以说，相互配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对案件的协调处理。三机关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以客观公正与符合法律为前提，求得对案件的共识，有效率的处理刑事案件。当然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则应当利用制约机制去争取合法与合理的结果。为此，目前尤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新刑诉法的操作实践中，司法机关之间应基于准确、严格执行法律的同一目的注意彼此的协调，减少扯皮，以实现诉讼的效益和效率。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坚持法律的原则性的同时，相互之间应多通气、及时和经常的交换意见，用协调的办法可以减少冲突，争取更大的诉讼效益。例如，对疑难案件的处理，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事先通报情况，征求初步意见（许多国家都有在侦查起诉阶段法官即介入作司法控制的制度——不过这种法官一般不再介入庭审）。在一定阶段，同时可以请律师参加，检察、审判和律师在庭下以讨论、研究、协商的方式使案件的疑难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也就是说，强化诉讼的对抗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协调性处理方式在诉讼中的作用。不过应注意坚持两条，一是严格执法，原则问题上不调合；二是保持程序的严格性，庭下协调只能为案件的解决作准备，不能代替以公开庭审的方式解决处理案件。
注释：
〔1〕野田良之：《比较法文化学》，《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2〕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考察》，《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参见《程序模式的实验效应分析》，《中外法学》1992年第3期。
〔5〕详见孙长永著《日本刑事诉讼导论》第1章第3 节“被告人及其辅佐人员”，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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