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陈启超(7)
我们要努力实现由传统观念向现代法治观念的转变。这有赖于全民法律素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守法观念，努力实现“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命令行政”向“指导行政”、“长官意志”向“行政法治”的转变。我国全民“四五”普法规划提出的“两个转变、两个提高”（14），正体现了这一点。普法固然重要，但严格的依法行政则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严格的行政执法，那么带来的恶果必然是民众对政府、对法治丧失信心，势必使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付之东流，我们所进行的法治建设也将前功尽弃！对此，朱镕基总理曾强调指出：“要做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关键是要依法治‘官’，一级管紧一级，严格要求，严厉执法，不讲情面，不徇私情，树立政府依法办事的良好形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依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是我们的职责。各级领导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依法办事，正确行使权力，不能滥用权力。同时，要加强对依法行政的领导，督促和支持本地方、本部门依法行政，使各级政府机关、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切实做到依法办事。 ”（15）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坚定依法治理的决心和扎实、持久的工作。
（二）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目前，在我国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并非就是要马上（现在）就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人们对行政程序法治渴望的同时，对“行政程序法典”亦寄予热切的希望，是可以理解的。行政程序立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思路，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先拿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就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违背行政程序的法律后果等作原则规定，然后再制定部门法；二是先进行单行的行政程序立法，然后再进行整合、完善，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目前，在学界几乎前一种观点有成为主流观点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冷静、慎重为妙！作为前一种观点的代表、行政法学界的权威罗豪才教授，早在他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一书中就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条件是基本成熟的，从而是具有可能性的”（16）；可就在他近年发表的《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则认为“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17），看来，这种急切的心情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已有所降温。极力主张后一种观点的章剑生教授主张：“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近期单行法律，远期统一法典。”（18）在去年举行的“WTO与中国行政法研讨会”的“观点综述”也是这样讲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是一巨大工程，在此工程完成以前，分别就程序问题在单行法律，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后两者在制定）中作出规定十分必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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