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邻关系的定义与本质/曾大鹏(4)
“对相邻关系的客体，有三种学说，一是不动产；二是行使不动产权利所体现出来的利益；三是相邻各方所实施的行为。”[26]其中，利益说为通说，利益说把相邻各方的行为视为相邻关系的内容；不动产说为少数说，甚至有学者认为该说只适用于因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清而发生的相邻关系；行为说则为极少数说。[27]从民事客体理论出发，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民事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其中民事权利在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种特定利益实为权利行使的目的，而不是权利客体本身。利益说混淆了权利客体和权利目的的界限，并不恰当。“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可一概而论，应区分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民事权利而论其客体。”[28]实际上，无论相邻关系规范是置于所有权的规范体系之中（德国模式），抑或法定地役权的规范体系之中（法国模式），都表明法定相邻关系属于物权法律关系，而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认为是物。所以，法定相邻关系的客体应该是物，即相邻的不动产。而意定相邻关系表现为物权关系时，则其客体为物；表现为债权关系时，则其客体为行为。可见，仅在相邻关系体现为物权（所有权的法定内容，或者是法定地役权、意定地役权）关系之际，其客体方为不动产。不动产说是在法定相邻关系的意义上界定其客体的，[29]但忽略了行为说在解释意定相邻关系中债权客体的合理性。在区分相邻关系的不同种类、相邻关系中权利的不同性质之基础上，不动产说和行为说都有成立的可能性，利益说由于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而难以成立。
在理论上，当前对相邻关系客体的理解还存在其他争议问题：
其一，相邻关系的客体范围是否由不动产扩大到动产？对此，学者谢哲胜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0、791条为依据而持肯定的态度。[30]其实，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0、791条之规定，无论是依地方习惯进入他人土地而放牧的牲畜，抑或一时逸失于他人土地的物品或动物，它们都只是引起相邻关系产生的法律事实的构成性要素；它们是动产，但却不是相邻关系的客体，此时相邻关系的客体是该他人的土地。
其二，相邻关系的客体是否只限于相互毗邻？即对“相邻”应作何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相邻不动产应当是相邻接的。[31]但这种观点过于保守而不合时宜，无法解释民法上将不可量物侵害纳入到相邻关系调整范围的事实。而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的不同理解，还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相邻只是近邻，甚至并不邻接也可以发生相邻”，但“在不可量物侵害的情况下，即使不构成不动产的相邻，也会发生相邻关系”。[32]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构成相邻关系的法律事实为不动产的联结和邻近，以及通过流水、空气等媒介而产生‘相邻’”。[33]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其实是将不可量物作为“相邻”的一般含义之例外来加以解释的，此种解释凸显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但在方法论上有违体系解释的一致性。随着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发展，为维护安宁的居住条件和健康的生态环境，对相邻关系本身的认定应有所扩张、延展。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所称邻地不以直接毗邻的土地为限……凡因土地所有人经营工业及行使权利可能遭受损害的土地，均包括在内”。[34]谢在全先生也指出，气响或不可量物“不以发生于相邻接之土地者为限，举凡侵入物所从生之土地，均包括在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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