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曲新久(7)
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直接关系到公众的重大财产，直接或者间接地（更多情况下是后者）关系到公众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因而关系到公共安全，以这些设备、设施作为破坏对象的，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当然，这些设备、设施必须是正在使用中，否则，属于个人“财产”法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表现形态，破坏这些设备、设施的可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上述特定对象还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必须是价值重大的财产，价值较小的，不构成相应的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公共安全的应有之意；其二，表现为超个人财产法益的社会法益，具有公共安全属性，或者属于公众所有，或者虽然属于个人（包括具体单位）但是直接地为公众服务，对其进行破坏实际上可能会造成针对公众的“死亡、重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之结果的发生。事实上，所有上述特定对象都关系到“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破坏这些对象确实会扰乱“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但是，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而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
问题是，上述特定对象的公共安全属性有着很大的差异，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易燃易爆设备等，有着明显的仅凭经验观察就可以确定的公共安全属性，无需科学鉴定。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相对比较特殊。关于公用电信设施，前面提到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扩大公共安全的范围，就不再讨论。广播电视设施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涉及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对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能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吗？按照扩张公共安全范围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观点，只要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就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事实上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一般不会危及、威胁公众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但是肯定会扰乱“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于是立论者将公共安全扩大至“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混淆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从刑法规范的角度上讲，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以公共安全为要件，而公共安全则只能解释为“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不能因为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事实上很少会侵害“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而否定上述“公共安全”之构成要件在刑法规范当中的真实存在。正确的做法是，依然将刑法规范运用于事实判断，而不是为适应事实而改变规范，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来说，没有危害而且也不可能威胁公众生命、身体健康，而只是危害重大财产安全的，若是财产属于公众，那么行为就具有公共危险性，应当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论处。反之，若是属于个人财产法益，应当归入故意毁坏财物罪，过失者，不构成犯罪。如此，不仅很好地保证了事实与规范关系的协调，而且很好地处理了形式与实质、规范概念与刑法目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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