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规制/周欢秀
行政诱惑调查有其存在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及其实践基础。但是行政诱惑调查是一种职权主义调查，如果不予以严格的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才享有崇高的权威，社会调控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各项事物作出规定，然后按照规则良好运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调整，特别是对权力进行控制。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进行法律规制，能够有效地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运用发挥提高行政效率、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使行政诱惑调查的行使不侵犯公民、法人等的合法权益，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也符合现代行政均衡理论之要求。
一、适用行政诱惑调查的条件特定
1、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特定
行政调查的首要原则是职调查原则，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行政调查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规则，即一定的行政调查只能由相应的行政主体来进行。行政诱惑调查属于职权主义调查，其实施主体理应是享有行政执法权之主体，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公民和组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行政执法中情况确并非如此，在上海查处“非法营运”车辆过程中，实施引诱、使被调查人落入陷阱的往往是公民“钓钩”，这些“钓钩”由“钓头”招募的，用来实施引诱行为，使司机落入诱惑调查中，“钓头”则直接与交通执法部门接触。而现实中由这些“钩子”群体实施的诱惑调查行为就确产生了不少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完善对行政诱惑调查主体的规制。
公民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影响。第一，“钩子”群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不择手段实施诱惑行为。公民只有在有利益可沾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去实施诱惑调查行为，据有数据表明，执法部门一般与“钩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归钩头，200元给钓钩，100元作为执法人员的回扣。 并且在上海部分地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奖励举报制度，对举报“黑车”成功的公民可获得百元现金奖励。在此制度下，从而催生了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职业、半职业协查人员数量增多。“那些专门靠诱惑调查吃饭的人容易不择手段诱人实施违法行为”， 由此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受到重视。第二，公民因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如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某日中午，一辆轿车驾驶到某某城市修理厂门口时，被执法人员围住，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执法人员砸破驾驶员处的车窗玻璃，试图强行打开车门，不料此时司机拿起刀具，向坐在旁边的女乘客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两刀，经抢救无效，这名女乘客不幸身亡。后经查明，这名司机乃是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事发前这名女乘客正是在帮助某区执法部门查获“黑车”搜集证据。死亡的“女乘客”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但是对其死亡性质的认定则存在问题，将其认定为“因公死亡”有些难度，因为她本身的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并无法律关系。对公民由此而造成的伤害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所带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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