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诱惑调查的法律规制/周欢秀(2)
但是，从客观上看，由公民实施诱惑调查确实对查处违法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查处“黑车”过程中确实创下不少功劳。龙宗智教授也指出：公民的行为动机不决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公民是出于维护法纪的责任感，还是由于为获举报奖的利益驱动，都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不同于道德，它针对的只是人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他的思想动机。这与为索赔而打假系合法行为同理。而且国家应当鼓励而不是抑制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综上，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诱惑调查的主体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应尽的义务。但是，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能否借助普通公民协助实施行政诱惑调查？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限性，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单单凭借行政机关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调查任务进而使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行使强制力使公民协助调查，参与调查的领域限于举报、提供线索等，而不能是不择手段地实施引诱、诱导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行为。同时，在行政诱惑调查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是行政调查机关无权应对或无法应对的，根据国家机关各部门分工合作及互相配合原则，行政调查机关也可请求其他机关和部门给与协助调查。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机关可以授权其下属机关主持调查，也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调查。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委托公设鉴定人或法院调查。
2、行政诱惑调查适用情形特定
鉴于前文对行政诱惑调查价值的分析，“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具有正面价值，“犯意诱发型”具有负面影响。所以，对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情形，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的适用，限于特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适用。因为，有学者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合法性还尚存疑问，但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不具有合法性是确定的。 同时，在刑事领域，世界上各国的做法都是，在法律上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形下，被诱惑人享有陷阱抗辩之理由。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如果允许犯意诱发型行政诱惑调查，就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公民和组织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漫无目的、随机地抽取被调查人，这样的法律实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以，将行政诱惑调查只限于“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也就意味着，只有在有一定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行为嫌疑时，或虽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已经具有违法意图的，才能实施行政诱惑调查。只有这种行政诱惑调查才是对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恢复已遭破坏的社会秩序，或使准备实施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这能既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节约执法成本。但这里会产生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行政调查主体如何判断被调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具有违法意图。对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及，从学理上，根据主观与客观标准，可以明确地区分在行使行政诱惑调查之前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但在实践中，判断被调查人是否具有违法意图，只能由行政调查主体进行判断，而且必须在实施行政诱惑调查之前判断出其是否有违法意图，之后行政调查主体才能决定是否实施诱惑调查，这就使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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