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扩张时代下的冷思考/熊利民(4)
首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更多的体现其内在价值。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前，法律制定和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构架上的重要作用。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后，法律应当着重从体系内的根本价值上进行构建。这种价值所承载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内核精神，而不是政府管理手段上的作用意义。所以法律的制定应当从以数量上的具体适用为出发点上而转移到从质量上体现法律的内在价值为出发点上，进而使法律所承载的不仅是其规制手段上的意义，而同时更加充分的包涵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对法律的目的和具体内在价值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单纯的依法律机械的执行，更不因该将法律视作在具体政策上推行和管理手段上的工具。
其次，应当赋予“普法”以新的内涵，同时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传统意义上的普法主要是对法律教条式的宣传，其在作用仅仅是告诉人们什么该做、该怎样做和什么不该做。这种普法就是培养公民在法律意识上仅仅将法律的价值视为“用”，而令人们忽视了法律为什么“有用”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让公民认识到法律对于他们真正意义，进而坚实法治的基础。所以普法不仅仅当告诉公民法怎么用，而更应当告知法为什么这样用的原因即法律的内在价值。同时应当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没有那种普法教育更能让公民在参与到具体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更加深刻的理解法律内在价值和对他们真正的意义。
最后，应当在明确法律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理解法律应有的界限。理论上法律的界限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的内在价值是法律之所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其他事物的存在亦有其本身所特有的独立价值来决定。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都不能否认法律和道德各自存在的事实。既然二者各自的存在都是事实，则二者各自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着二者之间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围，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同时，又不可否定二者之间在实际中存在或此或彼的联系，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隔离。同理，诸如习惯、政策、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中也同样有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范围覆盖，各自间很难说就可以无碍的取代或必然的隔离。所以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应当有其扩张的必然界限，法律的内在价值决定法律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法律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法律的制定上，还是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上都应当在理解法律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明确法律的界限，而不能在法律的范围外事则躬求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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