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犯罪方法罪之“传授”再探究/李璐(2)
4.传授的对象。传授的对象即所传授的犯罪方法针对的具体人。对于传授对象的范围，学界有着两种观点：一、从犯罪对象上来说，本罪的对象则没有这种限制，不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都构成本罪。二、对被传授人的年龄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行为人对其传授犯罪方法的，就可以构成本罪。相比较这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范围的缩小。依据第一种观点，即使向完全没有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人传授犯罪方法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实这是为了惩罚传授人而最大化的扩大了对象范围，具有立法时鲜明的时代印记。而第二种观点，则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刑事责任能力之外引入“接受能力”的概念，作为判断传授对象的标准，不再是一切对象，这样也就排除了完全无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对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接受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很多，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易统一。
依笔者拙见，应该继续沿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出改变，就是本罪针对不同的传授对象而发生时，做出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原因在于，这里牵扯“传而未受”“传而受不了”的问题，即由于传授人的原因，传授的犯罪方法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发出或清晰地发出，导致无法接受；又或者由于被传授人的原因，接受信息的能力缺乏或者不完善，导致信息毁损。这样的情况，从被传授人的角度看,他是否学会,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是决定因素,所以对造成的危害不能仅让传授人负责。我国的刑法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行为刑法，导致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关心程度偏低，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传授人确实具有犯意的主观恶性，但诚如以上观点所言，犯罪是否实际发生主要取决于被传授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刑法的理论强调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已将其上升为犯罪的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还有（也许主要是）那些以其行为表明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个人。因此，如果仅仅致力于解决犯罪行为的问题，就等于仅仅是治理恶之表，而不追究恶之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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