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惠价购房指标”案探究生活中的法益/张生贵(2)
双方签署的协议虽针对拆迁回购房指标，但从双方实际履行过程看，原告将房款及其他相关费用交予开发商，借用被告的名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双方就房屋的价款、后续物业等费用的交纳以及房屋过户等事宜均进行了约定，事实上属于房屋买卖行为，原告仅仅是借被告之名而已。
双方行为指向回购房指标，应是对拆迁安置房“购买权”的转让，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此类房屋“购买权”不得转让，法无明文规定禁止即自由。“购房指标”是一种可期待物权，购房指标转让的不是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其房屋的可期待物权的转让。原、被告之间的购房资格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讼争虽是农村拆迁回迁房屋，虽标注按经济适用住房产权管理，但并非保障性用房，且房屋管理局明确表示此类房屋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不受限制。本案合同继续履行不存在障碍。被告虽然提出房屋买卖时没有办理产权证，不得转让，主张该买卖协议无效，这一观点是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被告主张的恰恰是规范房屋交易中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故不能作为主张无效的依据。 本案虽系被告拆迁安置房，但属被告超出面积安置的部分，被告已在此前享受了原告的安置政策中应由原告享受的房屋优惠。如被告毁约行为得到法律保护，法律规定的合同交易原则诚实信用形同虚设，也在社会上形成随意反悔、不讲诚信的弊病，对建立诚信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非常大的负面效应。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尊重交易公平的原则出发，如果允许随时推翻既存法律关系，使原本可以合法实际履行的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对原告极不公平，有悖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和立法本意，也与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
【漏洞模糊中寻找活的法律】
针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必须依据立法意图的考量，以确定立法者是有意排斥某项规则还是因为疏忽而未作任何安排，在具体案件裁判活动中，应当遵循合宪性要求，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遵循宪法，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则和精神，将特定的案件归入相应的原则和规则之内，通过准确适用法律解释、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补等法律适用技术，保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发展性和科学性。任何部门法都是置于一个大的基础性法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独的存在，法的含义是裁判争讼的一套权威依据和指导，用以调整关系、规范行为，关于社会和法律秩序的理念所组成的，由法条原理和概念的界说以及创设法律标准的规律所组成，这种技术的权威性与重要性并不亚于法条本身，依法裁判的“法”至少由法律制度、法律理念和法律方法构成，这是有机统一的体系，任何法律都是在这种体系之内进行的实际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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