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合同立法的反思与重构兼议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胡开忠(3)
由上可知，现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已对出版合同有所规范，但与其他国家的专门立法相比，我国有关出版合同的立法体系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现行法没有单独就出版合同进行系统立法。《著作权法》没有单独设立出版合同一节，而是在第 4 章第 1 节 “图书、报刊的出版”中对出版问题进行了简要规定，内容涉及出版合同订立程序、专有出版权、著作权人交付图书的义务、出版者出版图书和付酬的义务、图书再版和重印的处理、向杂志社投稿的效力、作品的修改问题，对于出版合同的定义、自费出版、版税计算方式、合同撤销、合同转让等问题未予规定。因此，现行法律规定没有突出出版合同的重要地位，内容比较零碎、片面，缺乏专门的体系化的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后来，《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公布时，只好对自费出版、图书脱销、作品转载等问题进行了补充。2012 年国家版权局公布的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不仅未增加有关出版合同的内容，反而大大删减了已有的条文。例如，《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取消了现行法律第 4 章的 “图书、报刊的出版”一节，而将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纳入第 5 章第 1 节 《著作权和相关权合同》之中。在内容上，该节仅在第51 条、52 条、53 条就专有出版权、图书的重印和再版问题作了规定，其他问题只能参照著作权合同的一般条款。显然，这一立法例大大降低了出版合同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其内容上的简略不利于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不利于解决出版合同纠纷，这必将影响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也与促进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宗旨相悖。因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上述规定是一种倒退。
第二，关于出版合同的法律渊源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当前，涉及出版合同的法律渊源既有《合同法》、《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这些民事规范，也有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 《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等行政规章，还有国家版权局公布的 《关于颁布<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修订本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条文繁多，内容庞杂。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主要是因为 《著作权法》制定较晚，为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根据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精神，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补充。虽然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于处理出版合同纠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法律效力过低，权威性不够，而且内容上发生重复、抵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非常不利于维护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图书出版合同》为例，它仅是国家版权局公布的一个订立图书出版合同的参考性文件，为当事人正确签订出版合同提供规范性指引，但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因此对合同当事人仅具有参考性价值。其实，该文件涉及的许多内容都应在 《著作权法》中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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