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价值追求/张智远(3)
人类是既有理想又有理性的动物。理想源于理性，理性基于人的本性。人类能够凭借自身理性，营造一个理想世界，以提高生活质量，改造客观现实。当一个人用理想来指导他行为的时候，也就是他发挥最高的灵性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时候。然而理想是构成人格基本要素，而自由才是人格的本质。有自由的人，我们才承认他有基本的人格，它才能具有社会创造力。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理想激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在西方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得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每个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是它赋予了社会进步的能力。西方法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因此，任何类型的民主政体和法治制度都是以尊重人的基本人格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法治的终极关怀必定是人的自由。可见，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决定了必须要把自由确定为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强调与法治密不可分的“民主政体有两大信条，一是权力属于大多数人，一是自由原则”，“至于自由则在于做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在这种性质的民主政体中，每个人都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接着他又指出：“遵照政体的宗旨生活，并不是就应被看作是受奴役，毋宁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解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宗旨就是自由。后来黑格尔则把法与自由溶为一体，把自由看成是法的灵魂。他说“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后来他干脆把法定性为自由，他说“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来说，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以自由作为基本精神的法，它必须体现对自由的关怀。难怪马克思把法比喻成“人民自由的圣经”。不言而喻，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
这是因为人类是富于理想的群体，而理想又总是与现实是相伴而行的。理想是铸造现实的模型和方向，现实是贯彻和体现理想的行动。人类任何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都是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产物。这表明作为人类理想的自由追求在每个历史阶段和生命段落中都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就法治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是在任何条件下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这意味着当自由作为法治的理想目标之时，必定存在一个具体实在的现实目标。这一现实目标不会是别的，只能是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上的自由一般演化为权利；第二，自由的权利化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第三，自由往往是泛化而不确定的，只有权利化的自由才是明确具体的，才最有保障和意义。在此意义上，自由实质上是指人类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志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权利。自由必须通过法并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就此，康德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孟德斯鸠也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哈耶克看来，权利是获得或实现自由的方式，只有获得权利才能得到自由。权利是承认自由的结果和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现代任何类型的法治都在自由目标的指导下，去关注社会中的权利。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英、美法治模式，还是以国家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法、德法治模式，无论它们在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在有一点上总是一致，那就是对人的现实权利的深切关注。如在奠定美国法治基础的《独立宣言》中，杰佛逊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而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成了这些目的的破坏者，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同样，对大陆法系法治模式有奠基作用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见，保障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不仅是国家或政府的根本职责，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一系列为确保人的现实权利的法治原则出现在现代西方的法律文献之中，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等等。也正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把自由和权利作为追求的目标，才形成了今天令人瞩目的西方法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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