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陈弘毅(21)
在紧急状态期间，印度最高法院曾作出了一项恶名昭彰的裁决： 在 Habeas Corpus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紧急状态令生效期间，所有防范性拘留(即被拘留者没有在法院审判中被证明犯罪，拘留的目的被声称是在于防止他犯罪)均可免于违宪审查。但紧急状态令结束后，最高法院则重新肯定了自身的司法权力，一个积极司法的新时期就此展开。自从 1978年 Maneka Gandhi 案( (1978) 2SCＲ621) 这一划时代的案例开始，印度法院建立了一整套的法理来解读宪法第 21条，几乎所有确保人民能有尊严、有意义地生活的元素都得到了程序上与实质上的宪法性保障；许多宪法中的指导原则原本不能由法院执行，从此也因而得以间接实施［7］P612 －613。在 1980年 Minerva Mills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与其后相关的案例中，就国会修订宪法的权限问题，最高法院重申并扩大了上述“基本结构”的原则［7］P682 －684。在 20 世纪 80年代的印度，著名的“公众利益诉讼运动”( 或称公益诉讼)开始形成，至今兴盛不衰。为促进这些诉讼，最高法院摒弃了传统的诉讼资格规则，并通过建立和运用以书信起诉等模式，给贫困者、文盲等弱势社群通过法院去维权提供了方便［7］P676。法院还突破了其审裁纠纷的传统角色，例如它不仅任命调查委员去进行调查，还推行社会政策性的项目，并监察其实施。对社会上处于弱势、受到压迫的群体而言，法院成为了他们权益的守护神。法院还介入涉及诸如贪污、警察与监狱暴力、环境污染等事件，以促进问题的解决［4］P38－44。正如两位印度学者在其合著中指出，“在其权力行使的广度与深度来说，印度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法院，是民主宪政国家中的骄傲。”［7］P672
虽然有着以上成就，然而印度的司法系统整体效益非常值得商榷［12］P40。例如，法院积压了大量未处理的案件；行政体系的效率也有很多方面不如人意，贪污问题无日无之。印度的族裔、种姓与宗教冲突仍然偶尔演变成为暴动。然而，考虑到印度在六十多年前宣告独立时面对着何等庞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笔者认为印度实施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的历程总体而言可算成功。在这个坐拥11 亿人口的国家，上次的 2009 年大选有七亿一千四百万合资格选民投票，在超过八十万个票站中选出自己的政府； 印度在民主宪政上的成就闪耀于亚洲。
三、印尼的案例
在历史上，今称印度尼西亚的千岛之国曾见证了印度教、佛教并重的室利佛逝帝国( 公元 8 ～ 14 世纪) 及满者伯夷帝国( 1293 ～ 1520)的文明［13］。在目前印尼逾二亿的多族裔人口中，绝大部分为穆斯林( 印尼人口的88%是回教徒)［4］P83。现代印尼的疆界是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所确立的。实际上，正是追求独立的抗争活动，成为了向现代印尼的居民注入共同身份认同感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关键历程。荷兰人于1596年抵达印尼，并在其后三个半世纪中，在今日所称的印尼实施殖民统治。自 20世纪初，荷兰在印尼实施所谓合乎伦理的政策，于当地发展教育与卫生服务［14］P75，但与印度不同的是，印尼独立前并没有成熟的公务员体系，也没有由本地民选政治家实施自治的经验［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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