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陈弘毅(32)
一如日本的个案，中国于20世纪初实行的可说是一种混合式的宪制。清朝末期，中国处于君主立宪边缘，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成为了共和国。民国早年的西式民主宪政的实验是失败的。孙中山先生创立三序说，倡议由军政、训政，过渡至最终的宪政；国民党政权亦曾表示愿意予以实践，其于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至少在其文本上蕴藏宪政的可能性。可以说，中国和日本都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才引进西式的宪制来试图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明治宪法》建立的有缺陷的民主最终以军国主义作结。在中国，20世纪初军阀割据，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侵华，以至断断续续的国共内战，均使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愿景未能成真。
故此，以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中日两国的宪政前景均极不明朗。二次大战的结束，使中日两国的宪制发展重新上路，同时造就印度、印尼、南北韩成为新的独立主权国家，他们的宪制史从此展开。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及朝鲜取得胜利，促使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模式。虽然后来中国大陆推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十分成功，行政和政治体制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模式却未有根本改变。日本则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时期，建立了传统宪政制度，并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成为在亚洲推行民主宪政的成功例子。同一时间，韩国在美国影响下，也制定了具备民主宪政元素的宪法，实际上却在其后四十年间，经历了混合式宪制的强人统治。
在印尼，从1945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的国家整体论哲学以及建国五基原则来看，1945年的首部宪法或可理解为混合式宪制的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印尼曾短暂尝试实践民主宪政，终以失败收场。苏加诺的指导式民主与苏哈托的新秩序，均可视为混合式宪制的例证。在印度，1949年的宪法显然具备传统宪政的所有特征。虽然印度的人口背景错综复杂，存在族裔、语言、宗教与种姓等矛盾冲突，贫穷普遍，文盲众多，但事实证明印度在过去六十多年是亚洲推行传统宪政的要垒。故此，日本与印度均凭其在六十多年来坚持实践民主宪政的经验，成为亚洲中实践传统宪政时间最悠久的国家。
然而有趣的是，两者实践宪政经验也有显著不同之处。印度之所以推行西式民主宪政，是其开国元勋的自由选择，他们有意继承英国的法治与代议政制的传统。和印度很不同，日本的1946年宪法的制宪背景显然包含外来强加的元素，虽然也可以说美国不外是尝试把日本在20世纪初已累积的民主宪政经验复活和进一步发展。此外，日本人口高度单一化，印度人口则高度多元化。《1946年日本宪法》短小简单，《印度宪法》则冗长复杂。自1946年起，日本宪法从未经历过修订；印度宪法却被修订了上百次。印度采用复杂的联邦制，日本没有。在涉及宪法的案例中，印度最高法院以积极创新而世界闻名，日本最高法院则以保守克制著称。然而，传统宪政在这两个国家的生命力均十分旺盛，这显示传统宪政的灵活性和可塑性，它可适用于多种多样的亚洲环境。在20世纪60至20世纪7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尼都在实施混合式宪制与威权统治，那时亚洲看来仿佛的确存在其独有的宪制模式，与西方宪政有别。这种亚洲式宪制实践似受亚洲文化及价值观所影响，如儒家学说、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精神，形成了西方宪政与亚洲本土思想和实践的混合体，倾向于威权统治，由领导者个人、一党或军方独大。观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宪法，它们都包含一些宪政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元素；然而，威权统治者(如朴正熙、蒋氏父子、苏加诺与苏哈托)往往运用宪法所规定的体制和程序，以宪法之名授予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例如苏加诺为自己的非民主做法辩护，称之为指导式民主---一种印尼式民主，而非西式民主。朴正熙的韩式民主也如出一辙。蒋氏父子亦利用儒家学说，又声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不实行议会选举只是因为无法举办全国性的选举而已。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地区与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均经济发展迅速，这使这些政权可以辩护说它们的政制是符合发展型国家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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