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学和文学的法治/汤海庆
很多年前，冯象的一本《木腿正义》让我初识了法律与文学的联袂。而后得知，法律与文学实质为一场起源于美国的运动，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怀特出版了一本教科书《法律的想象》，标志着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正式起步。经过30年的发展，形成了法律中的文学、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文学的法律等四个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分支领域。
法律与文学都关心和记录人类共同体对于普适性问题的思考，如爱情、婚姻、财富和死亡等等。除此之外，法律和文学都发挥着对社会个体的指引功能，但是它们的方式却不同。法律以理性主义的立场，将这些社会共同体——起码立法者是如此宣称的——的愿望、祈求予以抽象和概括，以公共的名义要求每个人遵守，遵循的是传统的演绎逻辑。文学则以个体情感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遭遇与变故为叙述结构，每一位当下的读者，通过对于文学人物的角色拟入和情境移入，共同感受、感知、感悟人类的共同命运。如何指引了这位读者的生活行动，则完全是自我归纳的结果。社会个体的行为追求或者追求正义的标准置于在了更强的主体意识和道德情感之下。通过文学的法律思考，它还原了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的法治理论和法学知识所对应的丰富的社会情境素材，成为了对法律的历史和社会面进行强化和探索认知的一个载体。由于读者进行文学想象的当下情境不同，即便这种新的认知或者判断显得极为个体和分散，但是该作品对人类主题以及法律的思考在这个层面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公共沟通。
法治的生命之维：
司法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叫《布拉格之恋》）序言中写到：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在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指出，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司法的过程既是法官职业群体将抽象法律规则运用到具体事件并得出权威结论的职业化过程，又是一块法官与当事人、抽象法律与具体观念进行话语与意义交流的公共领地。司法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法治的主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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