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学和文学的法治/汤海庆(2)
如此说来，司法的分量很重，也应该为一个法治的社会所倚重和相信。但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接待这样的当事人，他们口口声声述说着案件承办法官甚至法院的种种不是，最后又言之凿凿地要求法官或者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也经常听到一线法官的种种抱怨。当然，日渐增多的法官腐败甚至枉法裁判更让我们无地自容。当司法者已经不能或者不愿意籍由法律去伸张自己的权威和公正，社会的主体已经不是按照某一预先形成的共识和标准参与、评价司法，一个不能很好地依法办案的法官，一个美丽建筑背景下却任由非法律因素充斥期间无序博弈的法院，对于我们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并不想推脱一个司法职业人的直面和担当。恰恰相反，我是希冀以一个共同体的名义，理顺这缺席退场的价值错位，结束这轻如鸿毛的目标游离。因为司法是一个主张正义实践过程，也必须经历自己的成长历程。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司法对于社会的可接近以及与民众的内在契合。群众和社会的诉求与关切始终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阶梯。我们如果不是在一系列的机制建设和结构优化中去接纳民情、归顺民意，那只能说明我们头脑简单智慧缺乏，或是暴露其中有浑水摸鱼的不良动机。正因为此，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保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成为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目标直接指向司法公信力的不断提升。
法治的生活之本：
法律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一道风景，法国诗人兰波以它作为诗句，写在巴黎大学的墙壁上。米兰·昆德拉以其作为小说书名。在《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表现了一个诗人艺术感觉的成长。作品所要表现和所要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在此基础上，吉林大学姚建宗教授早在十多年前断言，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的神圣性的意识和观念，对法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它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姚建宗教授说：“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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