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学和文学的法治/汤海庆(3)
其实，宗教般的信仰虽然奠定了西方法治传统的根基，但是到了现代，西方深处法治的危机当中。这种危机与上述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具有外在的相似性，即不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而理所当然的权威中心。著名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有一篇文章就以《法律在别处》为题，他其实道出了现代化法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本质所在，即一种超越了本位和当下，使之合乎实践理性并具备权威的沟通过程。
如何进行培养信仰或者权威情感的实践呢？笔者无意于在宏大法治建设路径上探讨这个问题，而仅仅想说的是，当司法与社会的通道被打通，司法的结果必须具备社会可接受性和预见性。消除了走过场的实质性审判，排除了任意性的司法裁判方法，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诉讼原则，因为它们彰显着作为诉讼和法治主体的人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加强公正司法，推进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仅仅是响当当的口号，更是实实在在的承诺和行动。
法治的人性之标：
法治，一座广阔的花园
《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是米兰·昆德拉早在195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当时的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人们难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在《法拉桑城儿童浪漫曲》中，他描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在这里，人人只许欢欣，不能忧伤。一只小狗，禁不住孤独，哀号了几声，便被投进了监狱。
2013年《南风窗》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的一篇文章《要“民主”，不要“坏民主”》，探讨了民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民主而民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将其强加于某个社会，这个社会可能不仅享受不到民主的好处，反而会遭受民主体制的折磨。同时指出，以法治为导向的政治文化，恰恰是建立实质民主体制的条件。
同样的，法治也不是目标，而是保障个人权利、保护个性发展的社会机制。如果为了法治而法治，只会成为具文堆积的法制社会。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它令不自觉地将法治碎片化和庸俗化，特别是将本应作为主体的人降格为客体。
与要求服从的政治权力不同，真切的法治实践源自社会对于其中每个个体内心的照应和照料。通过法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在这个意义上，保障人权更应该成为转型社会中司法的珍贵品质，这样的品质应该与下面的一些精神相联：在巨大的社会言论和群体冲动下，保持职业者的不偏不倚；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对于案件客观事实保持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敬畏；面对浩繁的案卷和日复一日的劳作，始终抱有免于陷入某种习惯或者偏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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