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家事法院调解制度/林芳雅(3)
当夫妻因离婚问题诉至法院时，调解员及法官不仅要考虑其意愿，也要考虑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在2012年的奇弗诉巴里（Cheever v. Barrie）一案中，调解员鼓励双方以一种“更合作、更尊重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决策”。鉴于“他们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孩子们持续的焦虑和对家庭环境的不满”，调解员以对孩子们的心理治疗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其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背景，向父母阐明其行为对孩子人格塑造、生活环境的重大影响，并建议父母及孩子参加家事调解中心设立的分离咨询项目。该项目不仅有利于疏导孩子的心理郁结，同时为父母提供个别辅助，引导其日后更加注重孩子的需求。
在父母已离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恣意改变子女的居住地，应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和已有的生活方式、已接纳的文化。调解员和法官都要考虑，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能否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与父母一方生活在原居住地是否更有利于其成长；或子女是否排斥这种改变。无论是2012年的科伯恩诉樱（Coburn v. Sakura），利特诉凯勒特（Kellett v. Kellet）还是2013年的帕斯卡诉奥克斯利（Pascarl v. Oxley），都体现了调解员对此类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在科伯恩诉樱一案中，家事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调查结果显示，自从父亲擅自带孩子移居澳大利亚，孩子变得郁郁寡欢，非常思念在日本的母亲和亲戚，同时由于不熟悉英语及当地文化，孩子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显然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相悖。最终，法庭判决将孩子送回日本与母亲共同生活，同时，父亲享有探视权。虽然该案以判决形式落下帷幕，但是家事调解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判决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案结事了，也在实质上解决了情感纠葛。
无论当事人系已婚、同居未婚、未婚抑或离异，只要育有子女就应当重视对子女的抚养。如2012年的帕尔诉塔布（Parer v. Taub）一案所彰显的，一方面，应“确保父母实质性地参与子女的生活，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的最佳利益”，“确保父母履行义务，负有责任心”，“保护子女远离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确保子女获得充分且适当的抚养，帮助他们发挥全部潜能”；另一方面，除非违反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否则，“子女享有知情权及受父母照料的权利，无论父母结婚、分居、未结婚甚至未共同居住”，子女均“有权定期与父母交流、沟通并与其他人保持联系”，“有权享受他们的文化，并与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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