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保障视野的城镇化建设探析/高军(5)
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威逼利诱让农民集中上楼居住，根本原因还是地方政府的逐利需求，而不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得更美好。以上现象被学界形象的称为“新圈地运动”，其实质是一种满足土地财政与开发商需要的侵民运动，目的是通过“侵占农民利益来填补城市政府深不见底的财政亏空”。 政策制订者们几乎笃定都认为农民渴望住楼房，“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包办一切”往往是很多官员头脑中的固化思维，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很多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现象，往往还是打着“为农民好”的名义进行。可农民到底是如何想的呢？现实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在目前的农村征地补偿机制下，农民是利益受损者而非受益者，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失地沦为贫困者，政府在城镇化中通过征地再出售获益最大，其作用只能是抬高房价，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化、泡沫化，面对城市高昂的房价，很多“被城镇化”的农民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甚至可能沦为背负高额债务的“房奴”。
因此，必须警惕实践中出现运动式的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理由很简单：首先，从知识论角度出发，由于缺乏精确的、细致入微的信息，任何人、机构和团体都没有能力对复杂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和改造，试图按照人为的计划来大规模改造一个社会，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斯科特对俄罗斯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的失败进行了研究，指出，在计划之初“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但是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如此软弱，这使得公民没有能力来抑制政府的行为，这些计划最终失败。[4]其次，必须承认每个人是自治的、深刻地了解其自身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个体。“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情事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5]康德指出，“人永远都是目的，而不能成为手段”，黑格尔指出，“法律的基本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事实上，正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任何人和机构不能以“集体利益”、“更高目的”这样的名义强迫别人，每个人的幸福由自己把握，国家必须尊重个人偏好及个性化的需求，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就城镇化而言，农民进不进城，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制，“为农民好”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更何况所谓的“为农民好”往往也只是决策者认为的“好”，农民是理性人，是不是好要靠农民自己来判断，农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如果农民不想自己做地，只要政策允许且经济上有足够的利益，农民自然会流转农地，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的促成土地优化集中经营的局面。另外，农民有了钱在哪里生活会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无需任何人替其决定。因此，必须去除政府父爱主义、“为民做主”的主客体际思维，城镇化进程中勿需政府包办一切，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城镇化必须是农民自愿的选择，必须守住土地自愿流转这条底线，这条底线实际是权利底线，这条底线不仅关乎农民的尊严，更关乎农民的生存，如果被公权力所强行突破，将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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