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保障视野的城镇化建设探析/高军(8)
结语：
我国的城镇化与西方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差异：1、西方私有产权明晰，私有产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但我国特殊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造成农民土地权利的虚化，农民无法通过流转土地使用权、出卖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实现土地权利的资本化；2、西方不存在制度化的二元对立的城乡体制，公民享有居住、迁徙自由，但在我国二元对立体制下，附着于户籍之上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使得农民仅仅成为进城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而无法实现家庭的城市化，严重束缚了城镇化进程；3、西方有完善的市场化机制，城镇化是自生自发的市场所推动的，是伴随着产业变化的人口分布的自然变化过程，我国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房地产行业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在其中享有巨大的土地利差的利益，使得过程更为复杂，伴随着失地农民的抗争。笔者认为，依靠政府推动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政治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问题是如果办了错事或在实践中走偏了方向，纠正起来亦会十分困难。避免城镇化风险的办法在于：政府应认识到开放社会中“人的无知”，即任何人、任何政府组成人员均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确立“治大国如烹小鲜”、“不以智治国”的理念，放弃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尊重自生自发的秩序，尊重人权、人的自主性，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解除约束农民进城的束缚，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取消户籍制度，让人民自由流动，而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则应交给市场主体，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用脚投票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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