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研究/方思(3)
（二）相对人的“异议期”未确定
法定解除是依据单方法律意思表示，一旦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则合同就自行解除。这种程序是单向性的，一方实施行为即生效。解除人与相对人关于法定解除地位是不平等的，权益亦不均衡，相对人只有被动等待解除人的行为来决定未来合同的命运。故而，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防止法定解除制度滥用，允许相对人对解除提出异议。关于异议权，我国是采用事后审查制，即在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后，相对人对此有异议，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当事人一旦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到相对人，合同就已经解除了，之后提出的异议实质上是撤销解除合同效力。异议权的存在使得解除不仅只属于解除人，相对人也能对解除合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样会导致合同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当事人解除合同，也随时有可能因相对人的异议而被撤销，合同又从解除恢复到有效的状态，如此反复，极度不利于交易安全与稳定。如果仅仅规定异议权，却不确定异议的期限，那么合同纠纷会冗长、复杂，违背了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公平效益价值，故确定异议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通知方式要求不严格
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仅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史尚宽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向他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②但是，所谓的“默示”实际上是很难确定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为了结束合同不稳定状态，如果以难以确定的默示方式为解除方式，则有悼于法定解除制度本身的目的。我国《合同法》虽然要求了当事人需要通过将其解除的意思通知相对人，以此为解除方式，但是对于通知的具体方式我国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解除意思传达的确定和安全。
三、完善：明确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一）明确通知的效力
第一，通知不应作为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
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一方的解除行为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指当事人的解除意思表示是唯一的方式，不当然排除司法机关裁判的权利。通知是解除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必然的前置条件。否定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从法条上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情况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权益。如果否定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解除合同的效力就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前提基础尚不能被法律所确认，又怎么判决解除后的效果呢？这样的话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根本无法进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相较之下，肯定说更加合法解除制度的目的。首先，虽然第96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这只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要求，而不是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其次，以当事人的解除行启动解除，是属于私力救济，而法院直接裁判是属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协调和补充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的。当事人既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然也应允许其采用公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权益。所以，法定解除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为启动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裁判；最后，解除权是形成权，其并不会排除请求权并存。虽然形成权仅需要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排斥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形成权与请求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定权利，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诉请至法院就是保障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手段，应当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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