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孙莹(13)
[15]参见：李锡鹤．论民法的概念[J]．法学，1999,（2）:21-24;朱如钢，张兴中．对民法概念的再认识[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22-25；王建平．海峡两岸民法概念的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1992,（6）:15-19.
[16]参见：张天燕．论商法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兼论商法的独立性[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1）:96-102；陈淑华．论我国商法的调整对象[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47-50；左媛，李冰清．浅析商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法律部门的独立性[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1）:100-102；潘晓燕．试析商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J]．新疆社会经济，2000,（2）:87-89.
[17]以物权法调整对象为例，《物权法》第2条规定了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其研究内容具体包括：物的归属关系、物的利用关系、物权法上的物、物权主体。以合同法调整对象为例，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18]例如，1980年代，由于我国机关分配职工住房制度的存在，对于房屋使用权纠纷是否为民法的调整范围便发生了争议。（参见：沈绍芳．民法案例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9.）
[19]治学思想史历来就有“内在解释”和“外在解释”的争论。前者关注整个思想系统及相关范畴涵义的理解及意义演绎，后者则关注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换言之，前者着重“理由”，后者强调“原因”。“外在解释”可能有助于揭露思想的“真相”，但难以阐明其观念价值。库恩、梁启超等重视对思想史（包括科学与人文）要从社会、心理等非纯理角度去理解，这与马克思主义着重从社会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解释精神（尤其是意识形态）现象有一致之处。曼海姆在《知识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与社会学解释》中便吸收马克思的思想，提出“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的区分，认为：前者就思想论思想，没摆脱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后者则揭露思想（研究对象）的实际（意识形态）功能，是社会学解释，因此要用后者取代前者。
【参考文献】
{1}刘贵祥。论民法通则的中国特色[J]．河北学刊，1986，（5）．
{2}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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