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孙莹(4)
“我们总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域内来思考问题或提出问题的”。[6]在法学研究中，也相应地构建了不同的问题域，这就是法律本体论、法律认识论、法律的语言论和法律价值论{18}。当然，它们都只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域，只是某一种考察角度和界面，它们都未涵盖法律认识的全部内容。如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实质所揭示的，民法调整对象正是处于民法本体论的问题域内。
法的本体是法现象（法律规范、法的意识、法的实施等）存在的最终根据和理由，是法现象的本源性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本体论诞生之前，法本体论者关于法的本体有多种观点。[7]观点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大都是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来说明法的本体，因而都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的色彩。法现象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解读隐藏在它之中的决定力量，必须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原理出发{19}。
如前文所述，我国大陆出版的大多数民法教材专节论述民法调整对象。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民法学教材或专著，在开篇通常会对民法予以定义。通观其定义，大多是以民法调整对象来界定民法，例如：“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非法人团体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1“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20}“民法是调整社会平等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1}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法律部门之一，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种种平等自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即非权力性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22}。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法学论著也是通过调整对象来定义民法，按照朝鲜民事法律辞典的解释，民法是规制相互独立的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法律，民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其内容以苏联民法为蓝本而得{23}。民法的名称在如今的使用中意在指明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些法律规范，即确定“市民”在其相互之间关系当中的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8]上述从民法调整对象的角度对民法进行的定义，符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揭示民法本体的正确思路。
任何法律问题的探讨都“应该首先探讨事物的本质，然后探讨法在社会道德里的基本价值”{24}，脱离了本体论对法律是什么的揭示和说明，人们也就失去了对它进行价值体验和评价的基础。既然民法调整对象揭示了民法的本体，在此，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有何关系。从表面来看，“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关系还存在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关于论证规则的言论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将一切判断通过论证来证明。企图通过论证来证明一切判断，其结果必然导致循环论证，而循环论证是一种错误的论证。因此，总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判断不是通过论证来证明的，而是通过论证以外的方法来证明的。人们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些非常基本的判断的真实性，再以这些确知为真的非常基本的判断作为论据来证明其他判断的真实性。由此可以看出论证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论证的局限性{14}296。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如果纠结于“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关系问题，其结果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必然导致循环论证。笔者的看法是，如前文所述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的实质是从社会物质基础的角度揭示民法的本质，在民法学上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也是关于民法本体的知识，因此，“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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