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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性规范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朱虎(13)
  仅仅满足第一个条件并不充分,但第一个条件至少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评价基点。对于第二个条件的回答要更复杂一些。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的历史上立法者的解释,刑法是构成保护性法律的一个典范,这也是一个体系和目的解释的结果,较之单纯违反秩序而未规定刑事处罚后果的行为,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往往意味着该行为具有特别强不法性,因此将刑法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从而赋予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会造成体系内的评价矛盾,但这并非是认为只有刑法规范才能被认为是保护性规范,而只是说,在判断某规制性规范是否属于保护性法律时,刑法规范享有特殊地位,而其他规范是否属于保护性法律则还需另附加特殊的标准,需要特别的目的性证成。[72]
  以一个案例作为说明。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0条以下条款规定了构成公司财产的出资不得向股东偿还,如果公司的经营人过失地违反了该等规定,是否可以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对债权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要求经营人赔偿,德国许多法学文献承认这一点,将该等规定作为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予以否认,其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1条以下已经规定了所受偿还的股东单独或者其他股东连带归还该等支付的义务,故公司债权人已经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法》而得到了足够的保护,根据“辅助性原则”,所违反的规定不能被认为是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73]运用辅助性原则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股东破产、逃匿等的情形下,支付可能无法得到偿还。但运用上述的判断标准可证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结论具有正当性。《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0条很明显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主要保护客体,这已经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德国刑法典》第15条以下以及其他法律都认为,此种总括财产侵权原则上只能在经营人故意的情形下才能构成,这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的框架内也是适用的。如果将《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0条作为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则会导致过失违反该规定也会根据第823条第二款产生侵权请求权,这就会导致责任法体系内的评价矛盾。因此,第二个条件就无法具备。[74]
  可以看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纯粹经济损失保护时所采取的“辅助性”原则实际上需要重新阐释。具体而言,在纯粹经济损失保护时,要采取上述Canaris所提出的两个标准。这已经证明,虽然在涉及纯粹经济损失保护时,直接界定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之认定需要更为严格的条件,但最终解释目标仍然并无太大区别,第一个条件是第一层过滤,但第二个条件才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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