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性规范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朱虎(21)
[11]参见宋春雨：“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12]此观点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2年第11期。
[13]参见前注[6], Deutsch/Ahrens书，边码211 ; Bistritzki, Voraussetzungen fur die Qualifikation einer Norm als Schutzgesetz im Sinne des § 823 Abs. 2 BGB， Diss. iur. Munchen, 1981．Rn. 16。
[14]Vgl. MunchKomm/Wagner, § 823，Rn. 327.
[15]Vgl. Spickhoff, Gesetzverstoβ und Haftung, Munchen, 1998，S. 157ff.
[16]具体请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以下。
[17]参见颜佑紘：“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项侵权责任之研究”，台湾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97页以下。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仅讨论能够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而非能够影响侵权法保护客体界定的规制性规范。在这里于一般意义上否认基本权利规范能够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并不否认基本权利规范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侵权法保护客体之界定，实际上，德国法通过故意背俗行为保护人格利益，在善良风俗界定中将基本权利规范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这是基本权利规范影响到侵权法保护客体界定的重要方式，只是因为此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必须以故意作为条件，才导致对人格利益保护不足，“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本身才具有意义。
[18]反对的观点，参见朱岩：“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过错责任”，《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张红博士虽然持与本文相同的观点，但其认为原因在于基本权利规范的立法目的并非在于保护特定人之特定利益，参见张红：《基本权利与私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而本文则认为原因在于基本权利规范的间接适用理论。
[19]参见前注[15]，Spickhoff书，第171页以下。
[20]Wagner教授持该观点，但他是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总体上都能作为保护性法律作为前提，与本文主张不同，Vgl. Munch Komm/Wagner, § 823, Rn. 327; Spickhoff同样认为基本权利规范例外地作为保护性法律时实践意义极小，同上，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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