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分则研究之考察/王文华(12)
近年来，我国对类罪、个罪的研究增加了不少案例成分。刑事司法实践大大促进和丰富了对刑法分则的研究内容，对英美刑法的研习与关注度增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陆法系的教科书、论着也比以往更多地运用案例说明问题，这些都促使我国对刑法分则案例的研究更加广泛而深入。其既有在论述中充分展示和讨论案例，也有用一个简单案件，通过对其事实要素的不断调整，说明不同情形下法律的不同适用情况，这些大大促进了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未来我国刑法分则研究展望
在改革开放后法治重建30余年、新世纪10余年的短短时间内，我国刑法分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刑法分则研究的覆盖面总体上广泛、全面，这也是因为我国刑法都规定在刑法典里，研究对象集中，特别是教科书对分则的研究几乎是“一罪不漏”，对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也全面涉及。未来对刑法分则的研究不仅是在广度上的拓展，更是在深度上的挖掘。
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分则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大家早有共识，即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总则统领分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分则不得与总则相抵触。只有把总则和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但是较之总则研究，我们对分则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王作富教授指出：“我国对刑法分则的研究，定量分析的少，无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缺乏理论深度，大多数刑法学论着满足于对法条的机械诠释，而且习惯于先分析个罪的构成要件，然后比较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的固定模式，对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却较少问津。积淀的观点、共识不多，导致成为过眼烟云。”[46]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刑法观念，似乎刑法学的博大精深主要集中于总则部分，分则只是具体适用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当下已有了较大改观。
笔者认为，以往不那么重视分则研究，或者虽然重视，却在分则研究上深入不下去，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一是分则内容变动不大，特别是涉及经济犯罪的内容少、变动小。另一个原因是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研究取向，相对更重视总则而不是分则。例如，无论是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所着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还是李斯特所着的《德国刑法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的都只是刑法总论部分，其中序言所述原因都是，“修订版主编埃贝哈德•施密特博士认为，外国只对教科书的总论部分感兴趣”。[47]诚然，刑法总则统领整部刑法典，分则的规定不能违反总则，各国的刑法总则相对于分则来说，也更具有稳定性。而分则部分由于涉及具体的罪名设立，“法与时变”的特征更为明显。然而，我们既需要对稳定性较强的总则问题进行交流研究，也同样需要对发展变化快，与社会发展联系更直接、更紧密的分则进行交流研究。不可否认的是，长于建构严密体系的德国刑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主要也长于刑法总则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总则的教科书总论。而长于实务的英美刑法，更丰富的内容却是分则规范，而其总则规定不那么系统、易成体系。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言：“英美法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美。英美法系见长于实践运作能力，而大陆法系见长于抽象思考能力。刑法是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法，而刑法学则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不可忽视美国刑法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作用。”尽管这段话主要是让人们更多关注英美刑法，笔者认为，它同样也适用于重视刑法分则研究的提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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