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分则研究之考察/王文华(2)
新世纪以来，刑法分则研究成绩的取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源于1997年以后我国刑法立法在修法形式、技术和内容等多方面的显着进步。[7]经过十多年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犯罪态势也有了很大变化。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典的施行，“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序幕，也基本上确立了30年来我国刑法学发展的主要方向”。[8]新刑法典的出台带来了刑法学研究的“全面升级”，特别是教科书，在体系、内容上不断完善，理论性增强，实用性提高，有关分则研究的高水平论着不断问世。而1997年刑法典颁布之后的一部单行刑法和八个刑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九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和相关司法解释，更为刑法分则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国际、国内的各种形势风云变幻，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犯罪问题，也对刑法分则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本文无意对我国新世纪十多年来的刑法分则研究作全面述评，只是对刑法分则共性问题的研究、刑法分则类罪、个罪的具体研究两方面进行简要评述，供同仁批评指正。
（一）对刑法分则共性问题的研究
1.关于刑法分则体系
刑法分则体系是指刑法分则各类犯罪的排列顺序，实质上就是分则如何对犯罪进行分类的问题。刑法分则的体系安排，不仅是技术问题，背后包含着刑法价值理念。
从人权保障观念以及发生的频次看，刑法分则按照侵害个人法益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侵害国家法益犯罪的顺序排列似更为合理，虽然西方国家的刑法也不尽然如此规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二编“具体犯罪的界定”就按照涉及州的生存及安全的犯罪、涉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侵犯财产的犯罪等顺序编排，将涉及州的生存及安全的犯罪放在首位。[9]虽然《模范刑法典》仅是一个示范性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却被美国2／3以上州的刑法典所仿效。德国、冰岛、匈牙利等同的刑法也将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置于分则之首。
笔者认为，分则究竟是采用大章制还是小章制，需依各章的具体情况而定。虽然“国家立法机关和刑法学界均倾向于采小章制的分类方法”[10]，但是目前的章节制总体而言并无不妥，有大章有小章并不妨碍刑法分则内容整体的均衡，如果为了追求小章制形式上的“对称美”而破坏了分则对犯罪规定的内容上的协调性、合理性，则属于“形式大于内容”式的追求，似无太大必要。然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俨然已经成为“口袋章”，它不仅是分则中罪名最多的一章，而且设置九节的内容过于庞杂，分类也不尽合理，有些节最好独立成章，例如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有些节可以考虑合并，例如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以及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都属于妨害社会风化的犯罪，还有些节的规定需要考虑与其他章节的关系进行调整。简言之，如此“巨型”的一章的确有待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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