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分则研究之考察/王文华(8)
7.关于刑法分则的解释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解释，对刑法分则的研究也是如此。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的前提。罪刑法定原则所需要的明确性，立法只能相对地实现，即使是很明确的规定，遇到实际问题也还是需要解释，遑论有些规定无法做到很明确，例如我国刑法分则中大量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规定，立法不可能一一列举具体情形，即便这些年来逐步具体、明确化，有所列举，最后也常常带一个“其他”，以防挂一漏万。这种空白大多为司法解释所填补，然而现在有的司法解释也在列举“情节严重”的情形时最后带一个“其他”，[25]既是为了适应纷繁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给予法官一定的司法裁量权。那么，学者就应当对这种“其他”进行深入研究、作出解释，为相关规定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学术支持。司法人员也需要根据实践情况对这种“其他”进行“再解释”，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司法解释”。
解释本身有不同的方法，例如语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白建军教授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刑法分则的罪状解释就是对刑法分则中犯罪客观特征（有时还包括主观要素以及主体条件）的描述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罪状解释的方法论比解释对象本身还重要，同样的解释对象，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对此，常见的解释方法论是典型演绎。”[26]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对刑法解释的很多结论不是从刑法概念演绎出来的，而是对许多疑难案例、刑法原理与原则进行归纳的结果，并主张“多归纳，少演绎”的法律推理模式。[27]并提出“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其所着《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基于“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解释理念，就刑法分则解释中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富有新意的结论。这些问题包括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方法、分则与总则、“……的，”与“处……”、避免不应有的漏洞与减少不必要的重叠、法益与要件、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主观的超过要素与客观的超过要素、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与作为升格条件的“情节严重”、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并列与包容、用语的统一与用语的相对性、普通用语的规范化与规范用语的普通化等，大大拓展了我国刑法分则研究的内容，促进了分则的解释学研究。
（二）对刑法分则类罪、个罪的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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