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龙玉梅(3)
2. 语言文字的模糊性
无论是成为法还是判例法，其规范均需要一定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故而，法规范在表述上必然受制于语言文字本身的限制。尤其是成文法，其没有判例的逻辑指引，其所要表达的规范内涵更加受制于文字。而构成法规范的许多语言，“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但愈趋边缘则愈为模糊，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执，而其究属该语言‘外延’之领域内或其外，亦难确定”。[8]诚如霍布斯所言：“所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 ……至于成文法，则文字短的容易因一两个字具有歧义而被曲解，而长的则由于许多字都有歧义而更加含糊。”[9]因此，法官必须对法律规范的语义边缘地带以及语焉不详的地方进行解释。
3. 法律的滞后性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立法者的立法语言不具备完备准确地表达出千差万别的人类事务的功能，同时立法者的理性推理能力也无法预测种种可能产生的新事物。因此，任何法律法规均具有滞后性及不周延性。[10]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避免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且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这就需要法官在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指引下，结合经验法则作出选择和裁量。
（二）现实基础：刑罚个别化
法律虽然是抽象的规则，但是在司法适用中却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刑罚直接附加在涉案的每一个个体身上，直接决定一个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权。因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要审慎。就刑事司法而言，除了要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外，还要遵照罪行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贝卡里亚曾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进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1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必须个别化，而刑罚的个别化要求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要结合法律的规定具体考量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因素，这就离不开法官对于具体情况的归纳和抽象，使之与法律规定的定罪和量刑幅度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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