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罪案件司法困境的应对措施/李滨(2)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认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力，但是为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强化控辩双方的庭审对抗，更加注重对法官被动性的维护。这种庭外调查权只能是在庭后调查而非庭前调查，是对证据存疑调查而非任意调查。然而，法官的这一被动性的角色期待主要是为公诉案件而设定的。在侵占罪案件中，被害人既缺乏调查取证的手段，又不可能获得公诉机关的起诉支持，法官作为这一领域仅有的公权力代表，如果仍旧固守公诉案件中的角色期待，其结果往往是置被害人司法救济于不顾。因此，在面对证据不充分的侵占罪案件时，刑事法官虽被动但应发挥主观能动，在证据存疑或者自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其审判职权，调查收集必要之证据，以实现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
二、注重运用调解，促进刑事和解
在侵占罪案件中，以调解、和解方式结案不仅是化解当事人双方纠纷的法定机制，而且也是化解侵占罪案件司法困境的有效途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侵占罪案件中的调解并不仅限于诉讼中的调解，也体现于诉前干预措施。
诉前干预是指在侵占罪案件立案审查阶段即指派法官围绕当事人双方间的纷争开展调解工作，司法权在诉前提前介入并干预，以非诉讼化的手段解决纷争。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侵占罪案件所采取的诉前干预有一定的实际效果。部分侵占人震慑于法院权威以及追诉活动启动后可能的不利后果，经由调解在诉前即及时给付了所侵占的款物，充分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避免了诉讼启动后审判资源的浪费。司法权对侵占罪案件的诉前干预类似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其处置的对象也是受害人可以处置的侵占罪案件。
除此之外，如果侵占罪案件追诉活动得以顺利启动的话，法官也注重在审理过程中以调解或者当事人双方和解的方式结案。尤其是在指控的犯罪证据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从裁判的社会效果着眼，法官不宜直接以证据不充分而驳回起诉，或者径行裁判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在此情形下，法官依职权适度发挥主观能动，借助一定的司法智慧，依法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者得到被告人的认罪，于侵占罪案件司法困境的缓解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建立侵占罪案件的司法协作机制
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侵占罪案件审理中的证据问题以及被告人归案问题，法院会与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侵占罪案件处理的司法协作机制。鉴于侵占罪案件与属于公诉的财产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盗窃罪、诈骗罪等案件，被害人在案件突发之后也并不明确自诉与公诉的区分，多是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该协作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接受报案后先予立案侦查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控制嫌疑人，如公安机关可以比较明确地判断案件属于侵占罪的，应通知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并及时将案件及相关证据移交法院，同时法院在决定立案后即出具逮捕决定书，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避免被告人逃避审判下落不明的情况发生。对于公安机关无法准确判断是否属于侵占罪的案件，可先以公诉案件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在审理阶段确认应当为侵占罪的，可告知被害人及时提起自诉并借助于侦查机关所收集的证据以及对被告人的控制展开审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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