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法学角度来解释司法问题/方乐(2)
开放的心态推动理论建构
是的，作者有这样的理论抱负。在他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他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他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他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例如，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他不仅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这反映出作者的讨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又比如，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他不仅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予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他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但由于任何的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可喜的是，刘练军的《司法要论》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因此，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的关注。这样，如果拷问该书的理论贡献的话，那么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而且也将这一理论产品再次公共化并交由读者来进行公共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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