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刑诉法、刑诉规则等法律法规修改后给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潘胜(2)
笔者发现，在《规则》中还出现了除司法警察外的另三种称谓：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办案人员，司法警察是否也包含在内呢？笔者也不敢妄加猜测！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警察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尊重，履职行为与法无据，各级检察院检警混用、广大司法警察职责不明或在编不在岗等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观自然不难理解。
3、职责。笔者注意到，在2012年新刑诉法尚未正式实施前，关于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职责变化的讨论非常多，其中包括证人保护、协助执行指定监视居住、传唤、拘传时间延长等等，但直到《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审议通过，笔者发现关于司法警察职责内容的变化仅仅是增加了“保护出席法庭检察人员的安全”和“协助执行监视居住”两项！如果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保护公诉人出庭已经成为常态，而“其他强制措施”当然也包括“监视居住”，如此甚至可以说关于职责的规定基本就没有变化！但因为“监视居住”在《规则》中未像拘留、逮捕一样注明“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笔者认为这勉强可以算作新增的一项职责吧。对于《条例》中与广大司法警察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职责规定，笔者谈谈个人的看法。
（1）《条例》规定了司法警察的八项具体职责和一项补充内容，绝大部分未作改动，包括曾多次提出的强制措施执行权由决定机关行使都未予变更，这说明就职责而言变化很小；
（2）传唤、拘传时间可以因“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延长的规定对司法警察履职的影响，笔者认为不会太明显。理由如下：第一，《规则》在修订时，高检院曾综合各地调研意见和各方面建议，也未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标准加以界定，如何操作尚未可知；第二，在实际工作中，传唤、拘传的运用是很少的，因为自侦案件立案后往往立即将犯罪嫌疑人执行拘留，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嫌疑人其案情应该不会“特别重大、复杂”；
（3）对于强制措施的执行问题，不知道是因为历来如此还是对法律法规不了解，许多地方的司法警察仍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未通知公安机关的情况下自己执行拘留、逮捕！刑诉法中没有关于决定机关要协助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到了《规则》就增加了，但也未明确一定要由司法警察协助执行。同样，人民法院也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而且还有比检察机关多得多的司法警察，但其《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无论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是逮捕均未提出要有法院司法警察去协助！对此笔者不得不再次呼吁：依法办案，保护自己！
（4）关于证人保护的问题已经明确不属司法警察职责范围，在此不作论述，但今后如何协助执行“监视居住”就很值得思考了。首先，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满足“监视居住”的条件，一般说来其应该有自己的住所，那按照规定就应该在其住所执行，但这费时费力费人的“监视”还不如直接取保候审，故司法警察协助执行此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其次，如果嫌疑人满足“指定监视居住”的条件，情况又会如何呢？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指出：监视居住如果执行不好，亮点可能全打白条；高检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善于使用、慎重使用；樊崇义：关于重大贿赂犯罪的规定，是为反腐败的斗争需要。但是指定居所，也存在风险大、成本高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问题，必须慎重为之！全盘考虑、成熟设计；2013年6月28日，针对内蒙古富豪郑小平被佛山南海警方监视居住一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特举办《佛山指定监视居住模式与人权保障研讨会》……近来，笔者多方查找，希望能找到一些有关的案例，但至今未发现一起自侦案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例（相反倒发现了不少质疑和非议），不知是对新规尚未适应还是其不但费时费力费人还费钱？据高检院的数据，满足相关条件的自侦案件仅占所有贿赂案件的10%，即使一半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不到5%，仍然是个低概率事件，如果据此就认定今后司法警察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应该没有依据；最后，如果真的要协助执行怎么办？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为执行机关，但实际情况往往只能是检察机关独自完成，而在当前利用纪检部门 “两规”、“两指”的办案模式似乎是“双赢”，想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恐怕很难！当然未雨绸缪还是应该的，只是对于司法警察而言无非是看管的大量复制，参加过纪委“专案”的同志更是驾轻就熟，但对于检察院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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