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追索私债 究竟赚取什么？/张生贵(5)
→本案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没有诈骗的故意，虽然与冯某某之间的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但无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能按普通民事合同纠纷处理。
→行为人在事实上隐瞒了某些事实，但并非掩盖根本无法履行的事实，而且也并未影响对合同责任的承担，行为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按诈骗罪处理。
→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的诚意，行为人与冯某某订立合同后，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也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的损失，无疑是合同纠纷。行为人在违约后愿意承担违约责任，采取“事在事有”的态度，主动承担违约责任，没有采取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致使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说明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冯某某报案的主观愿望在于通过公安的侦查想达到取得涉案土地全部转让款的目的，而行为人仅愿意承担本金加损失共计3260元的约定责任。
→考察未履行合同的原因，查明未履行的原因对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本案影响合同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情况，侦查机关认定犯罪，缺乏主观方面的证据，缺乏非法占有财物的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不能证明行为人收受财物后逃匿的事实。
因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引发纠纷，唐山市公安局立案侦办，确系公权插手民事案件，将民案升级为刑案。从法律层面分析，冯某某取得的仅仅是民事给付请求权或债权，并非土地使用权；高某某系法定代表人，依法享有对外订约的权利，某某订约尽到了谨慎义务，订约无过失，合同合法有效，更无受骗之说。从事实证据观察，冯某某用“2000万”变换三次，将出质前宏成公司从农行接受土地的2000余万谋划为质押股权，尽而将首付款2000万演绎成宏成公司的2000余万元地权；用股权替代地权，越过担保界限自封宏成公司控股人。马某某的转让行为发生在“冯某某、华泽远、宏成公司、高某某”书面达成退出只得3260万元协议后，其间的各个环节没有诈骗事实。公安机关侦办此案，弄错了各方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混淆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交叉了股权与地权性质，放大了首付款额与实际损失，这些都是民事争议范畴，适用民法调整，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侦查机关将案件升格为犯罪，显系定性错误。
针对公安机关越权办案的问题，公安部早在92年就明令禁止，禁止公安机关把不属公安管辖的经济纠纷、债务纠纷立为刑事案件，为一方当事人追款讨债；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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