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诉讼的证券法规范/沈贵明(10)
其四，关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作为重要的民事法律事实，具有决定民事实体权利得丧变更的作用，由此影响到诉讼上权利的司法保护问题。诉讼时效对证券诉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直接决定某一证券诉讼能否获得法院的胜诉判决。因此，证券诉讼制度应当包括诉讼时效的内容，然而，诉讼时效作为民事法律事实之一，立法惯例通常是在实体法中予以规定，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鉴于证券诉讼的特殊性以及商法效率性的要求，在证券法中对证券诉讼规定特殊的短期诉讼时效比较合适。例如，《美国证券法》第 13 条规定，在注册登记文件和招股说明书中有虚假陈述的，应在发现或应当发现后 1 年内提出诉讼，证券被正当公开出售 3 年后时效已过。既确定了证券诉讼时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又设置了自行为发生之日起算的最长诉讼时效。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与此相同。这种规定既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又兼顾了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因为证券市场交易迅速、交易量大、换手率高，证据容易消灭，如果诉讼时效过长，证据不容易获取，给法院正确判案增加困难，难以真正保护受害的投资者。[14]国外关于证券诉讼时效的这种成熟规定，我国证券法修改时可资借鉴。
其五，关于诉讼方式。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方式只能为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而这两种诉讼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均有规定，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证券法就不需要对证券诉讼的方式加以规范了呢？我们认为不能简单以此否定证券法对证券诉讼方式规范的必要性。首先，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这两种方式能否满足证券诉讼的需求，究竟需要不需要集团诉讼或其他方式，学界、实务界的争议颇大。司法实践中要么是单独诉讼，要么是人数确定并分组的共同诉讼，使得诉讼成本增加，裁判不一。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是否引入集团诉讼的思考。有人认为，我国不能适用美国的集团诉讼审理证券市场大规模的侵权之诉，而单独诉讼或者人数较少的共同诉讼又非常不经济，所以只有人数较多的共同诉讼才是审理证券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现实方法，才可以实现效率和成本之间的最优化结合。[15]也有学者在对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优势及其弊端的防范进行全面论证后认为，得益于后发优势和旁观者清，我国可对美国出现的问题深入剖析并保持警惕，但没有必要盲目恐惧而踯躅不前，国情差异决定了美国所暴露的一些主要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并不突出。做小做实的集团诉讼有理由成为证券领域竞争性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并行选项之一。[16]对于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保护的需要，以及集团诉讼应否引入我国证券诉讼，有待进行立法评估并作进一步论证。证券立法如果经充分论证认为证券诉讼需要引入集团诉讼或其他诉讼方式，证券法自然应当对其作出规范。其次，退一步看，即便证券立法最终不引入集团诉讼或其他诉讼方式，我们认为同样需要证券法在必要之处对证券诉讼方式进行规定，因为，诉讼方式是相关具体证券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证券诉讼复杂的诉因，也需要立法通过必要的诉讼方式对处于劣势的投资人以引导，使投资人便捷于选择恰当的诉讼方式，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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