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温世扬(2)
对此问题，我国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哲学上的“主体一客体”与法律上的“主体一客体”是两种不同的思考维度。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只要某项利益处于法律加以调整和保护的范围之中，就有承认其为权利的可能与必要，而不论该利益所附着的客体是在人之外，还是在人之内:承认人格为权利，不会造成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权利客体的混乱。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格，此人乃“民法上的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而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专指自然人的伦理构成要素、[11]另有学者指出，人格权概念确立的前提是人的伦理价值的外在化，即将人的伦理价值由“我之所是”改变为“我之所有”，在法律观念上从人之本体的保护转向权利保护。[12]
人格权之所以能够成为私法权利，是因为内在于自身的利益(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可以成为受私法保护的权利客体。然而，对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的私法保护是否意味着人格权在内容构造上具有支配权属性?对此德国学者多予以否定，而我国学者则多将支配性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属性，甚至将人的伦理价值的外在化作为人对自身伦理价值因素享有支配的权利、法律赋予人的伦理价值以交易可能的前提。[13]我国学者之所以主张人格权具有支配权属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权利尤其是所有权构造的路径依赖。如上文所述，人格权作为实证法上的权利，是通过证成其客体而获得认可的。德国学者通过扩大传统民法中财产范畴的内涵解决了人格权的构造问题，认为人格权所保护的物就是人本身的生存。[14]我国学者也对人格权的客体提出了种种见解，如人格利益、人的伦理价值、人格等。在此基础上，若按照传统民法权利理论对人格权所作的归类分析，便不难得出人格权属于支配权的逻辑推论。其一，根据权利的内容或作用形式，私权一般可以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人格权显然不具有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之属性，而与支配权的特性则有所契合，因为支配权“赋予权利人对特定标的绝对和直接的支配力”;[15]其二，人格权的客体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或“物”，而财产或物是可支配的，物权即为支配权。故有日本学者指出:“属于人的权利中，除了有对外界事物的支配权之外，还有对于自身的支配权的想法，早在远古就有了。多内鲁斯说，属于我们的东西，有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和我们负有义务的东西。”[16]及至近代，德国学者终于在“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创设了人格权概念，正好契合了“对于自身的支配权”的早期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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