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途径探究/卢芬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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