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研究/王维永(3)
第二，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失赔偿，与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能够相适应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防建议，推进了社会建设，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已经挤身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之所以新《刑事诉讼法》未采纳理论界主张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刑事案件特点的考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才刚起步，而大多数刑事被告人经济状况较差，民事赔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判决难以执行。8其实，这种担心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一方面公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已提升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除自身能力外，尚有众多亲戚朋友资助赔偿而求得从轻处理，而被害人就更惨了。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能力已非过去，敢于解决城乡居民的社保医保问题，难道连犯罪分子在无力解决赔偿时社会就不管被害人的损失了吗？这决不是共产党为民政策之所在！
第三，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应有的精神慰籍
一个社会如果不同情弱者，称不上善政之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扶助弱者，称不上爱民之社会。众所周知，一个刑事犯罪的发生，不单造成对被害人的严重伤害，而且对其家庭、亲属及周围邻里的生活都会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其严重性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其精神上的损害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比如，一个昂扬向上的高中女生，成绩优异，既定的重点大学目标明确，一个人见人爱学业有为的少女被犯罪分子无情强暴，或轻生寻了短见，或成绩一落千丈，一次犯罪竟可改变她的人生命运；死去的，给家庭造成莫大痛苦；生存的，终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又比如，一个妇女遭到轮奸，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解体，即使能重新组成家庭，但却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一家之主的男人被犯罪分子杀害，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维系全家生活的依靠，堂上父母年高多病，妻子弱不禁风，几个孩子皆未成年，犯罪导致这个家庭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如果不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死亡的得不到死亡赔偿金，终身残疾的得不到残疾赔偿金，他们能请求的仅仅限于两类，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9这合理吗？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仅值二三万元吗？一个名人的名誉受到侵犯尚能获得数10万赔偿，这在同一个国家里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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