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类型案件中刑事推定的适用规则/李明
在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是动态的，在二者无法得到兼顾时，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腐败类型犯罪案件等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如不能迅速予以打击，将会从整体上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秩序，而如果按照常规的“谁主张谁举证”证明方式，必然影响打击此类犯罪力度与适用效果，为了追求迅速惩罚此类犯罪与提高诉讼效率，有必要、且必须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通过适用推定证据规则，转移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证明难”的问题。
一、腐败犯罪中的推定法则的应用
1．主观方面的推定。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意图”、“明知”、“目的”、“过失”等较难以用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主观世界的认知认定基本上是通过刑事推定规则来解决的，是根据经验法则的要求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推断出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8条规定：“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当然，在对犯罪的主观方面适用推定时，应当注意的是基础事实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且控方举证证明的推定所依据的前提事实是“查证属实”的；被告方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即可，不必达到控方同样的举证标准。
2．亲属共同受贿中的推定问题。亲属共同受贿犯罪故意的推定，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反证的除外。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类的家庭式的“窝案”腐败比较突出，在此类共同受贿的故意中，存在以下推定的基本事实：（1）该财物超出了家庭的正常收入；或者家庭收入与其家庭财产之间存在巨大的“悬殊比例”；（2）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属于受贿人的公务范围之下，且受贿人具有公务决定权，请托人欲达成交易离开受贿人是无法完成的；（3）请托人的有证据的证词；证词所涉物品与受贿人家中存放的物品、存放的时间、送达方式、物品型号等相吻合；（4）受贿人或其亲属不能解释财产合法来源，或者是解释前后矛盾、无法形成相同的意见的；（5）共同受贿人在一起正常的共同生活的事实等。
3．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应用。联合国1990年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当明知他有贪污舞弊行为，从而产生非法收入或资产，但拿不到确凿证据时，这也可以作为公诉的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0条规定:“资产非法增加，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释。”《反腐败公约》第31条第8款规定:“缔约国可以考虑要求由罪犯证明这类所指称的犯罪所得或者其他应当予以没收的财产的合法来源。”行为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财产的来源合法的，可以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立法推定，在该罪名中规定由被告人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是符合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财产的来源最清楚，这一前提是符合经验法则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告最有条件也最为便利举证，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增大了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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