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蔡维力(9)
刑事程序多元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综合诉讼目的追求与诉讼价值取向，将其分解落实到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通过各诉讼主体的选择与协商，再整合为与刑罚相对个别化原则相适应的特定程序。因此，为如其应然地向刑罚相对个别化之处境进行筹划，实现刑事程序多元化与刑罚相对个别化的契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除了要克服价值选择上的偏向并坚持上述四项原则之外，还应针对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进行具体的程序设计。
（一）在侦查阶段，应从强制措施慎用与刑事案件的非刑罚化处理两方面着力。在强制措施采用方面，我国现行刑事程序及其运行存在重大的缺陷。首先，存在羁押的习惯性偏好，“以侦代罚”、“以押代侦”的现象特别突出。“现代国家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普遍认为审判前的羁押只是一种例外的程序上的预防性措施，以避免让在法律上无罪的人承受有罪处罚的待遇。” [18]（P192）据近年来《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显示，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案件与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大体相当。如所周知，刑事司法中偏好羁押很大程度上旨在获取口供以便于侦查其他证据，这是典型的“以押代侦”的侦查模式，反映出对嫌疑人权利的极度轻视。对羁押的习惯性偏好不仅表现在羁押的高利用率上，还表现在超期羁押现象的频发上。对于应该采取非刑罚化处理和非自由刑处罚的案件来说，审前羁押毫无疑问带有严厉的惩罚性，是典型的“以侦代罚”，其结果造成嫌疑人实际上隔绝于社会的处罚性后果，羁押效应将为后续诉讼程序及刑罚权的实现留下隐患。这与刑事程序价值取向是相背的，更不利于刑罚相对个别化原则的实现。其次，存在羁押决定权力放流的弊端。通过拘留和逮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剥夺其自由，是非常严厉的强制措施，其决定权决不能交由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检察机关行使，必须统一由法院享有。然而，我国现行的羁押制度则是侦查机关自主决定实施拘留的强制措施，对于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则是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与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并用。这实际上等于放流了羁押决定权，其结果是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使用羁押措施，导致权力制约的缺位。因此，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应以刑罚目的多元发展观为指导，纠正侦查机关的局部利益观，强化其他强制措施的适用，慎用审前羁押措施。同时，在刑事案件的非刑罚化处理方面，结合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权，有意识进行分流程序设计，对轻微刑事案件在被追诉人及被害人合意的情况下，以采取行政处罚方式或类似行政调解方式、民事赔偿方式代替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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