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人”之界定/李喜莲(8)
（一）结合一般民事案件的对抗性、私益性特点，合理界定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
在实践中，与纠纷没有实体利害关系的程序性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情形并不鲜见，法院对此应如何处理，即同时涉及对当事人诉权保障和防止滥诉的问题。在保障人权的口号下，撇开实体利害关系的“程序当事人说”曾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中刮起一股劲风。该说认为，判断某人是否属于诉讼当事人只看实际诉讼的当事人是谁，而无需从实体法上考察他与诉讼标的有无利害关系。在这种学说看来：“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利害关系人或合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合格当事人可能要败诉，甚至可能从庭审记录中被取消资格。但在此以前，他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并且具有程序法上的地位所生的法律效力。”[15]（P2）诚然，从诉权乃宪法性权利的高度来看，程序性当事人可以不以实体利害关系与诉讼的关联性为成立要件，但诉讼无论是形成某种法律关系，还是发现某种法律关系，都需要以既有的法律规定和由此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维护当事人私权和维护司法秩序的目的。当事人如果与实体法律关系无任何牵连，由这样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合理性将遭到质疑。可以说，这样的诉讼对没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言将毫无意义。因为，相较于非讼案件而言，一般民事案件的显著特点是：争诉性、对抗性、私益性。正确理解把握“利害关系”无疑是诉权保障和防止滥诉之间一个易于操作的平衡点和标准（注：如所周知，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具有从法规出发的文化传统。在案件的处理中，我们习惯于将某种社会关系剪切成一定的法律关系，然后对应一定的法律条文加以处理。如何界定民事诉讼利害关系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并阐释其在私法上的“利害关系”。鉴于民事纠纷的多样性和实体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实体法律体系中，“利害关系”将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笔者认为，合理界定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应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从诉讼主体角度进行定位；二是从规定利害关系的法律的性质角度进行定位；三是从利害关系的内容（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定位。依上述标准，可以从民事诉讼主体（包括原、被告、第三人）所主张的或法院最终裁判所确认的结果来识别利害关系。若民事诉讼主体主张或法院最终判决其对诉讼的处理结果享有一定的实体权利，那么其即享有与讼争案件的某种利益（这里的利害关系就是权利性关系）；若民事诉讼主体主张或法院最终裁判该主体对诉讼处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在通常诉讼程序中，适当考查与讼争案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是否具有当事人资格、是否是法律上的正确当事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界定当事人时，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进行，即只有对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有处分权或管理实施权的利害关系人，才能成为合格的诉讼当事人。）。承认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之二分法（注：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多种法律关系可以处于同一诉讼法律关系中，但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享有的民事权益及其在诉讼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就参与诉讼的主体而言，其与讼争案件要么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么有间接利害关系。通常，某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该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是该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而与该案所涉法律关系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牵连之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该案的间接利害关系人。），笔者赞同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原告、被告均限于与讼争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学说。理由是：其一，由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私益性和对抗性，因此，只有与讼争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作为原告或被告，才能体现民事诉讼保护私权的本质特点，才能实现私人通过诉讼实现私权保护之目的。其二，由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对抗性和私益性，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成为通常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从个人定位角度出发，只有讼争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权利人或义务人才能为处分行为，才能推动诉讼顺利进行。因此，与讼争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原告或被告。与此相对，与讼争案件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能独立作为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原告或被告，只能作为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注：通常，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前者虽称为第三人，但与原告具有同等诉讼地位。因此，文中此处的第三人仅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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