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判断标准/曾炜(6)
GATS 第 14 条和 GATT 第 20 条一样，都是一般例外条款，两者的措词也大同小异，这两个条款都允许成员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违背 GATS 或 GATT 协定下的其他实体义务。由于这两个条款的相似性，过去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 GATT 第 20 条的分析对于解释 GATS 第 14 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8]因此，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对GATS 第14 条中的必要性检验进行分析时，遵循了对 GATT 第 20 条必要性检验分析的路径。
根据这种将权衡纳入必要性检验的作法，就是要将争端案件的实际内容做整体性的考虑，这正是 WTO 宗旨与目的的体现。因为含有必要性判断标准的例外条款，其被订立的原因并不是允许在使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可以被容忍的贸易保护情形，而是为了维护 WTO 协议前言所宣示的提高生活水平、可持续发展等贸易自由化以外的目标。倘若将必要性判断标准狭隘局限于贸易最少限制上，则势必无法完整成就 WTO 的目的。因此，例外条款不应被视为（本来也就不是）背离贸易自由主义的规范，其为 WTO 成员追求其它与贸易同等重要的国家政策目标，或履行其它国际法义务的豁免 WTO 涵盖协议义务的法规，构成成员在 WTO 所享有的权利；亦使成员在有人权、文化等特殊需要时，减免WTO 义务，化解各项国家义务的冲突。
早期运用最少限制手段作为必要性判断的标准，其实影响了 WTO 成员的内国管制自主权。例如泰国香烟案专家组间接从事成员方政策目的价值的判断并削弱 WTO 成员选择保护程度的权利，暗示着 WTO 成员采取贸易措施而带来的贸易影响若无法为专家组所接受，则将影响 WTO 成员追求非贸易目标的自由。[9]而在韩国牛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权衡概念后，巴西轮胎案裁决报告更突显出成员所追求目标，也就是内国管制目的的重要性。由该案裁决报告可见争端解决机构采取贴近巴西内国发展程度的观点，高度尊重巴西所欲追求的目标，甚至更严格认定替代措施的有效可得性。而且，成员的政策目的及其所追求的程度构成认定措施必要性的基础，故成员所用政策的目的是必要性检验的核心，因为目标的特性会影响成员以必要性检验条款合理化其措施的可能性。[10]也就是说，目的的重要性越小，越容易使专家组认为有可替代措施的存在。该案中，专家组将巴西不产生不必要废弃轮胎的政策目标内容狭义限缩于真正预防废弃轮胎产生，就使可替代措施的选择受到限制，[11]因为替代措施必须能达到成员方自订的目标，包括管制目的与保护的程度。而争端解决机构这种认定政策目标的裁量权也说明了必要性要件审查的不可预测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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