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判断标准/曾炜(7)
（三）对必要性判断标准演变之评析
为保证成员方的非贸易政策目标不会因为 WTO 对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而受到阻碍，并同时保证成员方为追求该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措施不被滥用而成为保护主义手段，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政策自主权与自由贸易的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必要性检验，审查成员方为追求某一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其所造成的贸易限制程度是否在达到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只有该措施没有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其才能取得正当性。
在 GATT\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对必要性判断标准，从美国 337 条款案提出最低贸易限制理论，以贴近司法自我克制主义的解释方法，谨慎求证是否具有必要性开始。而在韩国牛肉案之后，必要性判断标准呈现较弹性的方式来决定，贸易措施必要与否将受措施所追求目的的重要性、措施实现目的的贡献度以及措施所造成贸易限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在个案的具体情况中决定必要性。美国博彩案中，GATS 第 14 条规定被认为具有与GATT 第 20 条规定类似的架构与宗旨目的，似乎显示出 WTO 涵盖协议下必要性判断标准应作相同的解释。而此种依照个案情况解释“必要性”的方式，似乎无法避免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法律不确定性，更可以认为争端解决机构这种弹性做法，事实上正是司法积极主义解释方法的呈现，反映出争端解决机构的倾向。
在巴西轮胎案后，WTO 整体面临必要性判断标准内涵急速扩张的现实情况。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法律解释，至目前为止仅被认为具有个案适用的功能与价值，而未提供选择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引。[13]所以，WTO 各协定必要性条款中必要性概念发展、演绎至今，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意义虽仍属重要的课题，但已经无法持续侧重于采用何种解释方法的讨论。检验必要性的方法的内容才是影响 WTO 宗旨目的能否被维护的关键。必须以例外条款的目的与特性为出发点，检验措施的合目的性，从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的关联性中，建立相当因果关系，来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概念。
四、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非贸易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而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的矛盾的有效工具也日益被各国所倚重。我国作为 WTO 中最大的发展中成员，理应对 WTO 协定中的必要性检验妥善地加以利用。一方面，为保护国内合法政策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时应注意是否符合必要性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在其他成员以保护国内合法目标为名而行贸易保护之实，损害我国在 WTO 协定下的合法权益时，我国应积极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并充分利用必要性检验对措施和目标之间的必要性要求，证明有关措施不是实现其合法目标所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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