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评析/陆青(10)
在德国法上，尽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894条规定判决可以替代被告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预约制度并没有发展起来，理论和实务鲜有关注。究其原因，根本上有四：一是由于德国关于缔约过失制度的理论和实务日渐发达，以诚信原则为基础扩大对当事人“先合同利益”的保护，部分稀释了人们对预约制度的现实需求；二是通过物权合意实现所有权变动，不需要通过预约来阻却所有权移转，可以更好地保障出卖人的利益；三是预告登记很好地保障了买受人的利益，避免出卖人一物二卖；四是由于可以强制执行，德国法上的预约同样需要具备较高的内容确定性和满足一定的形式要求，尤其是预约需要制作成公证文本和缴纳相关税收，从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选择直接订立买卖合同本约。[46]近年来，德国法上也出现了弱化预约的内容和形式要求的趋势。在一方违反预约义务的时候，另一方也往往倾向于主张损害赔偿而非实际履行。[47]
意、德两国的实践说明，对预约能否实际履行或者强制执行不能作一刀切的判断。如果绝对支持预约的实际履行，一方面未必符合缔约阶段当事人的具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也会使预约的认定被课以过高的内容和形式要求，使得大量本该纳入预约调整的合同流离于预约规则之外。不过，笔者也不完全赞同内容区分说的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解读《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法律上不能履行”。真正决定预约能否履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合同存在多少未决事项或者预约内容上是否包含了本约的主要内容，毋宁是在预约合同订立时，这些未决事项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未决事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间就待决事项的内容在主观意图上无法达成一致，希望未来再予明确的事项；另一种是客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所以无法就待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不是因为当事人主观上的犹豫态度，而是因为存在一些客观障碍，导致在订立预约时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比如，在商品房买卖中，基于商品房建造和交易的特殊性，当事人订立预约时往往无法对具体交付和办证时间、最终房屋面积等事项达成一致，而需要在订立本约时才能确定。笔者以为，对于主观未决事项，当事人本身对于交易的成立持保留态度，法官显然不能代替当事人补全未决事项，促成交易，否则的确干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而对于客观未决事项，只要法官可以利用合同解释的客观规则补全本约相关内容，就可以实际履行，并不构成对当事人自由的僭越。在后一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缔结本约和履行本约的诉讼进行合并。当然，究竟属于主观未决还是客观未决事项，需要法官根据预约订立时的具体情势、合同文本内容表述、当事人主观意思解读等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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