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评析/陆青(11)
2．损害赔偿
关于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依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在其他法律和合同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适用合同总则的相关规定。关于合同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问题是，如何理解预约合同之“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仅指订立本约还是包括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本约的履行利益？理论上讲，如果“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中不包含本约的履行利益，那么，赔偿预约的履行利益—订立本约的利益，无非是开具了一张“空头支票”。意大利法就明确认为，违反买卖预约合同中的缔约义务，权利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要求标的物市场价格和预约中约定价额的差值。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如果像意大利法那样肯定预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进而等同于买卖合同本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虽然可以通过预见性规则等来限制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不至于造成大的冲击或不公平感，但必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预约和本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在拘束力、损害赔偿上等等，都应当有所区别？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小组认为，在违约责任上，预约和本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预约合同违约没有可得利益损害。与笔者的理解不同，起草小组认为“预约合同的履行只是发生签订本约合同的行为，即建立一个新的合同关系。预约合同履行行为本身并无任何交易发生，没有生成任何经济利益。若未达成本约，仅是丧失一次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无可得利益损失。”[48]起草小组进一步认为，相对于本约而言，预约其实处于订立本约的先契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视为本约的缔约过失行为。预约的损害赔偿应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同时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49]“在最高不超过履行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50]
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将预约纳入本约的缔约阶段思考损害赔偿问题，看到了预约合同性质上的特殊性，值得肯定。但将预约的赔偿范围局限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之内，依然有商榷的余地。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成果颇具启示意义。有学者指出，决定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并不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之区分，而是看是否存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缔约过失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51]也有学者从缔约阶段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范围应根据缔约所处的交易阶段进行区分。“如果同意现代可能涉及缔约过失的复杂交易，其规范关系为渐进渐出，而非全有全无，则这种纯粹以契约有没有成立生效来决定的形式观点，显然不能反映交易的需要。损害赔偿责任所要求的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本来就不需要强到‘充分必要条件’的程度，因此如果订约已至成熟阶段，而若无缔约过失已确定可订立有效契约，则仍说履行损害与该过失行为无因果关系，与民法损害赔偿责任的实害赔偿原则，显然已经违背”。[52]比照这种缔约过失责任的处理办法，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问题同样可以根据缔约阶段的成熟度进行区分。对此，某意大利学者有个形象的比喻，即将预约比作是“未脱茧的蝉蛹”—如果把脱茧的过程看作订立本约前的过程，那么，这种预约的存在空间也是很广的，预约可能包括初期的预约和待成熟的预约，以及无限接近本约的预约。[53]因此，一旦将预约纳入到本约缔约阶段的视角进行考察，对违反预约究竟应该如何赔偿，可以根据缔约所处的状态进行判定。具体而言，要根据违约行为所侵害的债权人利益的大小以及违约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进而通过《合同法》第113条的可预见性规则进行限缩。总体而言，交易越成熟、越接近本约的订立，在损害赔偿上就越靠近本约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当事人也往往越能预见到不订立本约给守约方带来的损害。相反，则越靠近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甚至不作赔偿。在判断交易的成熟度上，前述关于主观未决事项和客观未决事项的区分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当事人之间尚存在许多主观未决事项，说明交易还远不够成熟，而如果仅剩一些客观未决事项有待事后确定，则往往说明缔约过程已经接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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