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人身保护令程序/刘静坤(3)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马修斯案件中的裁判理由，反映出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意见有一定的依据。例如，该州法院指出，马修斯已经提供了其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大量证据，然而法院认为马修斯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信，并未指出上述证据未能产生合理怀疑，进而驳回了马修斯所提出的指控证据不足的主张。该州法院还认为，法院在威尔曼诉肯塔基州（Wellman v. Commonwealth(1985)）案件中已经指出，被告人没有极度情绪紊乱并非谋杀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控方无需对该问题提供确定的证明。在第六巡回法院看来，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基于威尔曼案件有关被告人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处理原则来审查马修斯的上诉理由，违背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因为这种做法回溯性地适用了已经被修改的肯塔基州有关杀人罪的法律。
如果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最初对证据的评估以及援引威尔曼判例的做法是驳回马修斯主张的唯一理由，那么，上述做法的确值得质疑。不过，该案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指出，审判法院对极度情绪紊乱问题的指示是适当的，同时，在案证据能够支持陪审团对杀人事实的裁决。审判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要求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马修斯并非在极度情绪紊乱时实施犯罪行为。该案被提交给陪审团评议时，证明责任是置于控诉方的，陪审团了解证明责任的分配。肯塔基州最高法院还认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陪审团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上述理由足以驳回马修斯的主张。
第六巡回法院还对现有证据支持马修斯不存在极度情绪紊乱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显然，在法庭上基于诉讼证据得出事实结论，这是陪审团而非法院的职责范围。因此，除非州法院的判决明显不合理，否则，即使该判决无视被告人对指控提出的有效质疑，也不能基于联邦人身保护令予以撤销。
可见，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马修斯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主张，是本案联邦人身保护令诉讼的关键所在。第六巡回法院注意到，李博士的意见认为，马修斯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之下，并且在交叉询问阶段并未撤回该意见。
不过，该案中也有其他证据不利于马修斯。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专门指出，马修斯提出的犯罪时极度情绪紊乱的主张与整个犯罪经过并不吻合。具体包括马修斯在作案当天借钱购买涉案枪支，在购枪之后等待数个小时才去马丽妮家；在杀死马丽妮的母亲后数小时才杀死马丽妮，等等。此外，马修斯在作案后的行为也与其上述主张不符，包括马修斯有步骤地藏匿枪支并清洗作案时所穿的衣物，随后向警方作出虚假供述，等等。由于李博士主张，马修斯的犯罪预谋及其对作案过程的明知，与其在极度情绪紊乱的影响下作案这一点并不矛盾，因此，第六巡回法院并未重视上述证据。不过，专家证言并不必然准确，陪审员们可以基于各自对情绪紊乱的常识性理解来审查判断李博士的证言是否可靠。联邦最高法院据此认为，第六巡回法院直接作出有利于李博士证言的认定，这种做法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更为重要的是，第六巡回法院并未考虑到，陪审团可能认为李博士所描述的症状并不足以基于肯塔基州的法律将谋杀罪降格为一级杀人罪，因为李博士曾经指出，许多人都面临压力和焦虑，或者面临着情绪紊乱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人实施了杀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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