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不动产征收乱象看中国法治之路/吕国华
几十年来，十几年来，几年来，不动产征收在加速进行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有的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安营扎寨；有的携妻带子，从此漂泊他乡；有的走上了上访的漫漫长途，一次次被遣返故地，又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踏上北上之路；还有从房顶上跌落的，被推土机碾过的，点火自焚的，一个个遍体鳞伤，甚至从此阴阳两隔；有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圈地种草，荒芜多年，居民小区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屋，城市新区成为空城。房屋征收和土地征收的确给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城市化率，但也让中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泡沫蔓延，甚至积重难返。房屋征收和土地征收让很多人从此生活得更幸福，也让很多人生活得更凄苦，更悲惨甚至更没有尊严。征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有的向好，有的向坏，有欢笑，也有恸哭。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不动产征收领域法律服务工作的法律人，对此情此景，更是历历在目，感同身受。当代中国，征收乱象频出，究其原因，既有征收制度有待完善的表面因素，也有法治尚未到来的深层次原因，更有盘根错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借不动产征收乱象看中国法治之路。不动产征收的三个主要环节即为什么要征收、谁来征收和如何征收，均缺乏法治的制约，导致不动产征收乱象频出。
为什么要征收我们的房子和土地，我们或者世代居住在这里，或者刚刚买了商品房准备在此安居乐业，突然有一天被告知这里要拆了或者一大早醒来发现墙壁上写着一个被圈起来的“拆”。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会异口同声地说，是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改善城市环境，为了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总之，为了法律上规定的公共利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说，是为了开发商赚钱，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了中饱官员私囊的。在为什么征收这个环节上，中国的立法机关长期以来保持缄默，甚至懒得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上的公共利益这个概念作出任何解释。他们一方面抱怨层出不穷的访民扰乱了社会秩序，忙于出台一部又一部管控社会秩序的法律；另一方面对各级政府制造的征收乱象的深层次原因不理不睬，甚至有纵容之嫌，对规范集体土地征收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迟迟未审查通过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当北大五学者和北京的吕国华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撤销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持缄默，给了国务院自行废止该条例并出台新条例的机会。国务院借着出台新条例的机会，不但无视立法法的规定，无视征收非国有财产必须由法律规定的条文，而且越粗代庖，解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应当解释而没有解释的公共利益这个法律概念，为其划定了内涵和外延。遗憾的是，中央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规定过于宽泛，给那些有着政绩和财政冲动的地方政府留下了随意发挥的空间。只要是政府参与的开发，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只要是政府启动的项目，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被征收人在这个环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舞台在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博弈。当政府下了征收决定、补偿决定之后，他们才得以在法庭上就征收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时候，往往木已成舟，绝大部分人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已经搬迁了，只有极少数人可能走上诉讼之路。这个时候，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这个长期以来的弊端往往暴露无遗。绝大多数司法机关会选择为政府的征收决定背书，以判决的形式支持政府的征收决定，以判决的形式认定征收项目是为了公共利益。即使政府作出的决定明显违法，司法机关也会以撤销政府决定会造成更大损失从而危害公共利益这样的说辞，驳回维权者的诉讼请求；或者简单确认被诉行为违法责令其采取补救措施而已，无视维权者利益遭受的种种伤害。此时，深受征收之害的被征收人，在被行政机关“欺凌”之后，又被司法机关“耍弄”一回，往往得出“官官相护”的结论。但在皇权主义思想和对中央领导充满期待的双重影响下，一部分人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上访的漫漫长途。我们的房子被征收，我们的土地被征收，我们表达意见的权利也被征收了吗？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专业化很强，工作量很大，内容也很庞杂，交给司法机关去判断，不但让司法机关承受不可承受之累，而且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事倍功半，劳民伤财。那么，谁能承担这项工作呢，立法机关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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