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不动产征收乱象看中国法治之路/吕国华(2)
谁来征收我们的房子和土地？是政府吗？既然是政府，为什么劝我们搬迁的或者是描龙绣凤的无业青年，或者是开发商，或者是居委会、村委会的干部，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朋友甚至子女？很多征收项目到了尾声，被征收人一不知道谁是征收人，二不知道应该和谁签订协议，三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补偿。征收乱象的乱源之一在于其间有着太多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政府为了完成征收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往往开动庞大的政府机器，法律、经济、行政和其他手段并用，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有了“拆错了”，有了“株连拆迁”；于是，一家拆迁，百家动员，一家不拆，亲友皆乱；于是，描龙绣凤的来了，开发商来了，社区干部来了，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警察也来凑热闹了；于是，有了“别说强迁，强奸你也得配合”的不寒而栗的恫吓，有了“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歇底斯里的诘问，有了“在英国，你说不拆，就不拆了，在美国也是，在中国，你说不拆，非得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在全世界牛逼”的疯狂宣泄；于是，有的门口被泼粪拉屎，有的从睡梦中惊醒被拖拉至山野，有的被砍断手脚，有的被脱衣扒裤当众羞辱，甚至有的多次被政法委书记以做搬迁工作的名义性骚扰。征收本来是个简单的法律关系，过程却被搞复杂了。于是，民怨沸腾，不动产征收领域的访民占了中国访民的绝大多数。群众要求政府尊重自己财产权利的时候，不但财产权利未得到保障，居住的权利，生活的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和尊严也被剥夺了。所谓官逼民反，那些历次违法征收的始作俑者，干的正是逼迫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事情。如果哪一天共和国大厦坍塌了，那些违法的官员就是功不可没的蝼蚁蛀虫。政府征收老百姓的房子，各个部门应当依法行政，各司其责，身体力行，而不是任意把政府承担的工作交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否则，征收效率可能提高了，政府形象却毁于一旦，这个代价过于高昂，涉及到民心向背，涉及到生死存亡。其实，政府要搞好征收工作很简单，干好该干的，别干不该干的。
如何征收我们的房子？在政府决定征收甚至补偿的时候，谁来保障我们参与和表达的权利？当政府侵害我们合法权益的时候，我们反制的力量为何总是如此微弱，我们反制的方法为何总是如此缺乏？为什么我们坚信法律，法律却屡屡伤害我们？为什么我们笃信政府，政府却屡屡侵害我们？表面上，在法规层面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缩小了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的空间；实际上，为其肆意发挥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表面上，征收补偿方案张贴出来，征求意见时间不得少于30日，似乎很规范；实际上，征求了多少意见，意见的内容是什么，有多少反对意见，有多少支持意见，采纳了哪些，驳回了哪些，采纳或者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一概不知。表面上，我们可以通过听证的形式发表意见；实际上，意见能否被采纳，根本不取决于我们。表面上，征收我们的房子，按照市场价补偿，似乎公平合理；实际上，什么是市场价？在一个评估公司依附政府生存的社会，哪个评估公司敢冒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风险帮助我们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呢？表面上，我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搬迁得迟缓一些，就往往被认为是刁民，是钉子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征收条例取代拆迁条例，似乎是一种进步；实际上，改造的程序更简单了，裁决程序被补偿决定取代，一个整体上还算不错的准司法程序从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行政补偿决定，最可怕的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意味着，政府作出补偿决定不受任何法律程序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难道不是吗？表面上，我们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实际上，中国的复议程序和司法现状往往让我们再次受到伤害。表面上，我们可以依法向各级机关检举、揭发；实际上，一旦走上信访之路往往被精神病或者被围追堵截或者被遣返故里，见到总理并得到关照的机率微乎其微。说到这里，不难发现，征收的太多细节，需要引入法治的理念。征收条例规定了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三个原则。遗憾的是，决策如何民主，程序如何正当，结果如何公开，我们从征收条例三十五条的规定中，不但没有找到答案，反而感受到了失望，还有法律人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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