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班天可(14)
综上，罗马法上虽然存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但适用范围有限。虽然不能断言上述区分一定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但至少Haupt所说的以法律和事实的区分为核心的、适用于全法域的错误论是不存在的。
四、“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前世今生
就是这样一个依错误的主体（怎样的人）和客体（怎样的法律）而不断变动的、富有弹性的法律错误制度，在后世的继受过程中被加工成僵硬的法谚：“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这不得不从注释学派说起。
（一）注释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
公开主张“知法推定”的是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上文曾介绍过，Azo误用了彭波尼的意见，得出“一切有关外部的错误都是真的错误（error probabilis）”的结论。Azo的理由是，内部的错误—如不知道自己享有某种权利—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不是真的错误，而对外部状况的错误则可以证明，因此是真的错误。但Azo的观点受到Accursius的修正，他引用保罗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怎么会只有他不知道呢”的段落对“真的错误”又加以限制：如果错误基于重过失，外部的错误也不算真的错误。此后，Tregendes的“重过失等同于故意”的思想更加强了Ac-cursius的观点，因为根据Tregendes的思考，倘若所有人都知道法律，行为人怎么可能证明只有自己不知道呢。这样，Cuiacius将一切错误分为严重无知和正当无知，法律的错误和重过失的错误属于前者，因为两者都是对“所有人都应知道的知识”的无知。[40]
自然法学派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基于不同的构成。Pufendorf认为，法律规定的行为中的错误应有别于自由决定的行为中的错误。理由是，立法者关心法律的普及，如果法律以适当的形式公布了就理应知道法律，不知道则说明欠缺必要的注意。因此，法律错误一般都是可以克服和避免的。当然，如果法律没有正常公布或远远超过公布对象的理解能力，那么要求人们知道法律就是不正当的了。[41]这样，自然法学派引入了立法者对秩序的期待，并以法律的公布为“人皆知法”的前提，这标志着“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在理论上的完工。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关于法律错误的学说争议始终停留在观念论的层面，完全无视具体的案型。[42]当德国的潘德克顿学者对罗马法的案例深入考察时，问题就暴露出来。
（二）德国近代民法对“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反思
早在18世纪，Augustin Leyser（ 1683-1752）就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关于非债清偿的案件分歧比较严重，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正是分歧的原因，该区分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毫无用处，此时应以帕比尼安的意见—“是导致逸失利益的错误，还是导致现实损失的错误”—作为标准。[43] Leyser的质疑开启了对法律错误的反思。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皆知法”不仅在事实上不可能，在维持法律秩序上也未必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左翼学者Menger甚至讽刺说，“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法律塞满了图书馆，没有哪个人能通晓—哪怕是粗通—整个法律体系，要求所有的国民都知道法律是一切法律拟制之中最可笑不过的……该拟制所能达到的效果，无疑就是使下层阶级群众在受到法律迫害时更无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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