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班天可(15)
对知法推定的反思在19世纪末期达到了顶峰，此时恰逢《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德国民法典一草》第146条明确规定：“本法所谓错误，既指有关事实的错误，也指法律错误；本法所谓可免责的错误，指非基于过失的错误；本法所谓应识或应知，指基于过失的不识或不知。”其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一视同仁。此后的《二草》的审议过程中，《一草》第146条作为“多余的”（uberfluβig）条文被删除了。[45]
（三）法律错误概念的现代意义
“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教条在《德国民法典》立法时被克服，但若就此下结论说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毫无区分的必要，却也为时尚早。戏剧性的是，就在《德国民法典》施行的前一年，Rehbein提出，根据新的法典，法律错误（Rechtsirrthum）和事实错误应服从统一的标准（第119条），但法律效果的错误（Rechtsfolgeirrtum）则不适用第119条，理由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不涉及内容，而且（表意人·笔者注）在法律效果上没有意思形成的自由”。[46]随后，就在1902年，帝国法院在一则关于破产程序的案件中与Rehbein的观点遥相呼应。案件是这样的：A公司向X（原告）购买了一批蔺草，X还未履行完A就破产了，A的破产管理人Y（被告）依据德国旧《破产法》第17条写信给X要求继续履行，结果导致X的价金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Konkursforderung）变成可全额请求的财团债权（Masseforderung]，反而增加了破产财团的债务。帝国法院的立场是，法律效果的错误虽然不是动机错误，却也不是内容错误，所以不适用第119条，驳回了Y的错误抗辩。[47]自此，就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又形成了新的对立。这样，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并未如立法者所设想的那样销声匿迹，而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遗存了下来。笔者称之为法律错误的现代意义。
所谓法律错误的现代意义，就是指任何人不得以错误为理由妨碍法律秩序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非债清偿的案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错误，因为即便允许行为人撤销清偿的行为，也不妨碍法律秩序的实现。例如，借款人不知道限制利息的法律而错误地返还了超额的利息，倘若以法律错误为由不允许借款人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反而与法律所欲达到的秩序相背驰。这也是《奥地利民法典》在第2条规定“自本法公布起，任何人不得以不知道法律为由而免责”之后特意在第1431条规定“即便是基于法律错误，非债清偿亦可请求返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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